1.圣诞夜迷雾（第2/4页）

李欣将范哲领进二楼一个房间后便径自退出，范哲的目光立刻“定”在了一个人的脸上。尽管强自镇定，他仍然惊叫出声：“大人……”但范哲只喊了这一句便戛然而止，因为他注意到房间里还有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和蔼地笑了笑，示意范哲坐下。但是叫范哲如何不惊心，因为眼前这位身着神职人员便装的是罗马教廷枢机主教之一的方文善大人，是一位华裔。枢机主教俗称红衣主教，在教会内地位仅次于教皇。在圣保禄年的一次教区安排的活动中，范哲曾到罗马见到过主教大人，当然，只是站在人群之中远远眺望。

“我想主教大人就不用介绍了。”另一位五十余岁的男子开口打断了范哲的惊诧，“我叫靳豫北，我的具体身份你不必过多了解，只需要知道我这次同主教大人会晤是全权代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就可以了。”

范哲下意识地点点头。统战部是做什么的他当然知道，这是中国负责调查、研究并制定民族和宗教工作重大方针政策问题的最高机构。

“中国《宪法》明确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我们党向来具有最宽广的胸襟，只要有利于国家建设和人民福祉，我们总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靳豫北的语气充满真诚，“从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时期到后来的和平年代，重视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从来都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优良传统。”

“是不是我们教区的教友出了什么事情？”范哲有些困惑地问。如果是惊动到枢机主教的事情绝对非同小可，他不至于毫不知情。

“我这次来是担任教宗的特使，同中国政府进行一些合作。”主教保持着温和的笑容，他比范哲上次见到时显得苍老了一些，“在他们的推荐资料里，我选中了你。”说“他们”时，主教指了指靳豫北。

“推荐？”范哲下意识地重复了一句，看向靳豫北。

“是这样，”靳豫北的语气一直很平静，“我们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内以教区为单位向教廷推荐了一些人选，在本教区你被选中了。”

“因为什么事情推荐我？”范哲问道。

主教插话道：“他们推荐你的原因我不关心，但我是因为这些才选中你的。”

伴着这句话，一旁的靳豫北默默地将桌上的一叠文件推送过来。范哲狐疑地接过，刹那间僵立当场。

“……今天的广播就到这里。祝亲爱的教友晚安。”

这是少年范哲在1984年的夏夜里常常听到的一句话。自从半年之前一位亲戚送给他一台袖珍收音机之后，他很快习惯了在黑夜里聆听——尽管为了这个习惯，他必须每个月省下两顿早饭钱来买电池。同学里有收音机的不止他，不过那些人似乎更热衷于将频道旋钮转来转去搜索方兴未艾的流行歌曲。范哲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几个月前自己偶然听到那个伴着丝丝杂音的电台时就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它。接下来的时间里，他细心地在自己珍爱的笔记本里记下了那个频段的数字。当然，这个数字做了特殊处理，范哲在真实的数字上面加了一个自己才知道的偏移量，因为他无法确定这个算不算敌台。当时中国的政治气氛虽然已经逐渐开明，但是像“美国之音”以及“台湾复兴基地”之类的电台是绝对不允许收听的。虽然范哲在这个奇特电台里并没有听到过什么反对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内容，但他却知道这绝对是一个境外电台。对那个时候的中国来说，境外电台基本就是敌台的同义词。而最关键的一点是：范哲就算对此有疑问，也不可能找到准确的答案，因为他不敢也不能向任何人询问。

正是在这个深夜电台里，范哲第一次听到了世人以兄弟姐妹相称，而不是必须分为“同志”和“敌人”彼此其乐无穷地斗争。也是在这个电台里，范哲不断听到一个他原先以为代表黄色和淫秽的词汇：爱。在男女播音员那富有磁性的声音里，这个词高频度地出现：爱我们的父母，爱家人，爱我们的朋友，爱世间生灵万物，甚至爱我们的仇敌。

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范哲习惯了黑夜里的聆听，他渐渐感受到了自己的嬗变。以前当他看到那句“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时，只觉得滑稽而不可思议，但现在他觉得自己理解了这句话，因为他体会到了这句话并不是宣扬懦弱，而是蕴涵着无可言说的对世人的悲悯。刚开始的时候，范哲以为那些启人智慧的道理是播音员自己的创造，但他很快知道了这些都出自一本叫作《圣经》的书。于是范哲对这本书产生了痴迷，禁不住想象世间怎么会有这样一本书，而又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书。在学校的图书室里，范哲装作不经意地到处查阅关于这本书的信息，但他得到的答案基本和词典上一样，主要内容不外乎都是“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