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金融（第6/7页）

冬季救济和难民遣返计划的另一个方面，就像12月初上海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的决议中概括的那样，是对乞丐、扒手和小偷的改造。依照这些决议，公安局开始于12月12日晚，在上海的街头逮捕这样的人。几天之内，超过5000人（包括其家属）被收押，随后被送到保育所、妇女培训中心和残疾人培训中心。他们中被认为可以工作的3700人立即被编入改造和培训计划，这个计划与第八章中提到的张家口推行的计划本质上相似。

一开始，被关押的人有骚动，因为有传言说他们将被送去东北强制劳动以及去打台湾战争。当主管官员解释东北重建需要的是专家和技术人员，而不是一无所长的人和流浪汉，而且人民解放军有能力解放台湾，用不着他们帮忙之后，秩序才恢复。该计划的制定者期望将上海的乞丐和扒手改造成诚实的工人，就像东北和华北已经实现的那样。[72]

缩减行政开支　六个任务中另一个很快遇到困难的是压缩公共开支。在8月中，华东局发表了《所有政府机关和部队中的重建与经济方案》的五点计划。这一计划适用于三个城市：南京、上海和杭州以及华东区的其他省份和地区。该方案要求：所有政府和军事部门压缩财政支出；清点从国民党政府接收来的所有物资和资金；要求国营企业自给自足；提倡“生产性劳动”。

压缩财政支出通过以下方法实现：节约使用汽油、水和电；反对各种形式的自我放纵——一些初到城市的农村干部染上了这样的恶习；减少一些职员的工资；将所有公务员的大米配额减少2—4盎司，事实上是取消了过长江之前不久批准的食物配额的增加。

为了让国营企业如邮政、电报和铁路自给自足，要求经理编制和公开收支明细账目，以便让公众对涨价做好准备；动员工人参与节约物资和增加效率的竞赛运动；构建一个系统，使得一个部门的利润能够用来弥补另一个部门的损失；学会不依赖国库或银行的津贴和贷款经营。

然而最重要的节约措施是裁减冗员。在南京、杭州和上海，取消了所有从国民党政府接收过来的不必要的部门和办公室。所有不必要的人员，如果他们具备特殊的技能，就把他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假如不具备技能就发放一个月的遣散费将他们解雇。“完全没用”，通过朋友和亲属的关系才获得位置的，解雇时没有遣散费。共产党军事和政府部门的一些进了城的干部被派往农村，填补紧急的人员空缺。在各省和农村地区，党、政、军、民各部门接到指示，要求取消或合并任何多余的办公室和部门，辞退或转置所有老弱、病残和不必要的人员。[73]

解雇的人员数目没有公布。但是在9月10日，一名上海市委的成员称，在一些行政部门和公有企业，裁员运动在实行中“没有顾及政府制定的原则”。结果，很多前公职人员现在发现自己沦为了解雇人员。于是他宣布了一组新的规定，明确要求找不到其他工作的解雇的人员复职。如果找不到他们能做的工作，比如接近退休年龄的老人就属于这一情况，要保证他们有维持生存的收入。[74]新的规定实行了，解雇的职员又复职了。至少在上海，新政府对他们所接收的国民党官僚机构的精减就这样结束了。市政府只能宣称，重新召回解聘职员的行动显示了它的责任感和对他们福祉的关心。[75]

印钞机的重新开动

开始有报道显示，八九月间，价格螺旋上涨趋于平缓。[76]9月11日，人民银行发行了面值为500元和1000元的新钞，之前最高面额为100元。根据上海的一位副市长曾山的说法，新钞发行的主要原因是新货币流通区域的快速扩张。但是还有其他原因。秋天的收成很快就要上市了，因为通货膨胀，流通货币的数量不足以对它们进行支付。政府需要大量的资本来购买原材料如棉花和其他商品，以供给城市市场，用来重建交通设施的急需投资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最后一个原因是，政府不得不取消关于精减人员的命令，所以无法按计划减少这方面的开支。[77]

到了10月份，价格恢复了上扬的曲线，新钞的发行，像在国民党时期经常发生的那样，使公众进一步丧失了对政府稳定货币能力的信心。新的上扬趋势不只出现在上海，举国皆然，并在整个10月和11月得到延续。在上海，华东财经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宣称新一波的动荡虽然来势较强，但只是暂时的。他将这归于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和使其成为必然的外部条件：其中一个条件是当时正在进行的为了完成全国解放的延长战线的军事战役。他还提及原材料、电力和器材的短缺，上海的工业无法补足这些缺口。另外，在华东，周边新解放地区的农民对新货币依旧有戒心。结果是，新货币在那些地区稍微流通一下又回到了城市，增加了闲置资本的积累。在城市，黑市又死灰复燃，更恶化了局面。[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