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5/13页）

事实上，这个问题对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时，它们自身理想和现状之间的矛盾充分显露出来。因为对于第三方力量怎样形成这一问题，最多的回答只是简单地说这是知识分子自己的责任和任务。周钟歧教授在谈及这一点的时候说：

现在留下的只有一条可走的路，让中间派来领导革命，实行新政。中间派是什么呢？它就是知识阶级和自由主义的温和分子；他们有理智，有信仰，有专长；他们懂得人民的需要，可博得他们的支持。倘使他们能够推行缓进的社会主义，领导革命，组织一个多党的联合政府，只需三十年的时间，这般人必定能安定中国，完成革命的最后一步。……现在中国也是如此，要靠知识阶级的努力。[130]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个看法。一位作家嘲笑所谓的自由分子的“天真”，说他们“自我欺骗地相信他们具有改革现状的能力”。[131]在对一则传闻——胡适正在计划组织一个政党——的讨论中，另外一个作家很详细地表达了同样的怀疑。[132]储安平自己对此的态度是摇摆的，他似乎想要总结两类人之间的矛盾：一类是认为知识分子能够“救中国”的多数人，一类是认为他们救不了中国的少数人。最完整地阐述他的看法的，是发表于1947年3月的《中国的政局》：

在今日中国的自由分子一方面，除了民盟、民社党这些组织外，就是散布在各大学及文化界的自由思想分子了，这批自由思想分子，数量很大，质亦不弱，但是很散漫……这批人所拥有的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非表面的力量，只是一种道德权威的力量，而非政治权力的力量，只是一种限于思想影响和言论影响的力量，而非一种政治行动的力量。

马歇尔在中国时，曾竭力鼓励这一批真正自由思想分子组织起来；无论马歇尔如何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形，马歇尔到头还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头脑，所以他还是隔一层的。自由思想分子不易形成一个坚强的组织有各种原因。

其中一些原因，储认为，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特性，还有一些原因是由国民党中国的政治环境造成的。不管他们有多少优点，中国自由主义者——主要是文人——的内在缺点是他们的目光短浅和个人主义。政治需要有远见的个人，为大的方面而奋斗而不是争辩小分歧，需要关心大局的人，只要对政治有利就可以接受合作。政治需要组织和纪律；但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更关心的是权利和理性，而不是权力，所以不容易在他们之中发展有组织的力量。政治同样需要领导人；但是因为他们的骄傲和轻率，很难在自由分子中产生领导人。

除了这些与生俱来的缺点，储还列出了国民党二十年来的统治加诸自由派身上的三个束缚。第一是政治限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政府拒绝切实保障一些基本权利，比如出版、言论、集会自由。第二是经济限制，这是由知识分子群体的穷困造成的。知识分子仅能糊口，缺少政治活动所必要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第三是思想限制，源于国民党二十年来对于教育的干涉。结果是，非但没有在青年中培养出国民党的忠实追随者，而且更重要的，这让他们受到的教育质量偏差。所以很多青年人没有能理性地处理他们的不满，而是被这种不满支配，盲目地转投了极端的右翼和左翼。

然后突然地，没有警告地，甚至没有解释的段落，储笔锋一转，接过了马歇尔将军没说完的话题。他继续说道：

自由思想分子虽然受着上述种种限制，而客观地说，这批力量目前正在日益滋长之中。但我们还不能将这种力量的滋长归之于他们的努力。而实系由于时代的使然。若从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则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因为大家怕共产党，怕他们那一套杀人放火的暴行；无论这种畏惧是不是出于一种误会。总之大家在畏惧共产党。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国民党的腐化已是众目昭彰，有口皆碑，无论三民主义这块招牌如何，总之人民对国民党已难维持希望的信心。在这种两趋极端之下，只有自由主义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得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我们说过，今日中国这批自由分子是很散漫的，他们的力量都是源于道德的。凡是道德的力量，常常是无形的，看不见，抓不着，但其所发生的力量，则深入而能垂久。这股力量在社会上有根，在人心里有根……

绝对多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今日中国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大都在苦闷地忧虑着国家的前途，但他们实不该止于消极的焦愁忧虑。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这不是他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