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发明内战（第7/8页）

尽管苏拉的政变没有太多的杀戮，但它显然是罗马命运的转折点。这次事件的直接影响并不是灾难性的。只有等到苏拉后来成为独裁者——这是一个在非常时期被赋予紧急权力的有任期规定的职位，但任期被苏拉延长了——我们才能看出他最初这一行动是标志着罗马内部暴力循环的开始。直到公元前27年，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创建罗马帝国，内乱才得以结束。

苏拉并没有打算采取类似军事接管共和国的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在罗马历史上，他是第一个把军队带进罗马城的人，而且史无前例地，像对待外敌一般对待他的对手。虽然苏拉约束军队，但军队留在了罗马城，这毫无疑问是令人生畏的，他最终推翻了苏尔皮基乌斯提出的法案。当他达到目的时，他就撤军了，把罗马留给了两个新当选的执政官，盖乌斯·屋大维乌斯（Gnaeus Octavius）和路奇乌斯·柯尔涅里乌斯·秦纳（Lucius Cornelius Cinna）。不久之后，在如何对待刚被授予选举权的意大利人的问题上，两位执政官发生了冲突。他们的追随者大打出手，然后暴力迅速升级，屋大维乌斯杀害了一些新公民，而秦纳离开了罗马，试图寻求军事支持来解决他的政治问题。

元老院宣布秦纳为公敌（hostis），这是罗马历史上第二次公民被冠以罗马敌人之名。秦纳与马略结成联盟，带领军队包围了罗马。元老院再次派出了特使，就像第一次受到军事威胁时一样。而后历史重现，一名执政官和一名指挥官在军队的支持下重新掌权，次年，马略与秦纳共同担任执政官，而苏拉被宣布为共和国公敌，并与马略对立。

于是，这两个宿敌之间的另一场大对决就上演了——被认为是罗马的第二场内战。公元前85年，苏拉在希腊写信给元老院，叙述他代表罗马所取得的胜利，并发誓要向他的敌人复仇。这绝不是虚张声势。他拒绝承认将他称为公敌的声明，并坚信自己在与米特里达梯国王的战争中拥有正当的军队指挥权。然而苏拉的对手很清楚，他正在计划带领军队返回罗马。

在与元老院谈判失败后，公元前83年的春天，苏拉开始了他的进攻，很快克拉苏和庞培就加入了他的行列。没过多久，年仅24岁的庞培就在非洲取得了一场胜利。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苏拉和他的部下逐渐向罗马前进，当他到达罗马时，他的敌人都已不在了。苏拉当权之后，颁布了一系列的禁令，他的反对者们被处决或驱逐，而他们的子孙也被剥夺了公职。苏拉再次成为独裁者。

苏拉为了自身目的而声称拥有紧急权力，这让他在罗马和罗马的继承者眼中，成了军事领袖的勇敢化身，后来的军事领袖从尤利乌斯·恺撒到18个世纪之后的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均属于这一形象。苏拉正是那个向人类提出了内战这一战争形式，以及让罗马人能够定义内战特征的人。正如阿庇安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当马略和苏尔皮基乌斯在罗马广场遇到苏拉时，“在罗马政敌之间发生了斗争，不是打着公民纠纷的幌子，而是伴随着号角，赤裸裸地发动了一场军事意义上的战争，这在罗马是第一次……这种情况下，内乱的过程是：从对抗和争执升级到谋杀，然后从谋杀再到全面战争；这是一支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军队，也是第一支将自己的祖国当作敌对势力而进行攻击的军队”。[50]那一刻，标志着实质意义上的内战的到来，而不再只是一个观念。

为何苏拉的行动有如此重大的影响，阿庇安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塑造了后人对内战的理解。阿庇安运用典型的希腊式分析来展开他的叙述，根据法律、债务、土地分配以及选举权等，罗马共和国的公民被划分为平民和贵族。阿庇安解释道，尽管如此恶语相向，但双方从未打起来，比如，与公元前491年叛变将军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跟罗马的敌人结盟并攻打罗马这一事件相比，他们最激烈的冲突也不值一提。

对于阿庇安以及大多数其他罗马评论家来说，区分内战与其他内部动乱的标准是，是否使用武器以及是否适用战争规则。当以苏拉和马略为首的“各党派用军事力量来对抗彼此，并将祖国的领土视为争夺的战利品”，内战才是真正的开始了。[51]号角和军事准则是内战明显的标志，而采用的手段是常规战争，最终目的是为了在政治上控制共和国。总之，这些都是内战与混乱、纠纷，或煽动叛乱相区分的特殊标志。

罗马人引入的两种内战元素，与后来的概念有相似之处。第一个观念是，战争发生在单个政治体的边界内。就罗马的情况而言，罗马政治体本身一直在扩张，从罗马城到意大利半岛，然后向外延伸到地中海地区，罗马公民包含了越来越多的民族。在之后的几个世纪，内战重复上演，而它所定义的政治体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在我们这一代，我们将会看到“全球内战”（global civil war）的概念。罗马人还提出，在一场内战中，至少应该有两个竞争党派，其中一个党派在这个政治体中拥有合法地位。在关于内战的语言中，以及罗马历史学家们的数本关于内战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些因素。他们的著述无论是用拉丁语还是希腊语写作，都是在试图解释和理解罗马共和国的系列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