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宗一（第5/8页）

赵迅是毁过容的人，从大半张脸被烧坏那一天起，他就知道自己一生都得当悲剧的主角了。一个没有正常脸面的人，他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么是行尸走肉，要么就得忍受犹如黑暗深渊中的屈辱和羞愧。可现在赵迅为自己深感庆幸，不是由于他就要成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了，也不是因为他没有被绑在卡车上押赴刑场，而是因为他容颜已改，成了一个谁也不认识的人。这个中国的“卡西莫多”并非无“脸”见人，而是人不见其往昔真面目了。

几年前，当赵迅只身来到昆明创建迎春剧艺社时，没有人相信这个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卡西莫多”。那时昆明一帮热爱话剧的艺人以老韩为主心骨，在日渐萎靡的话剧舞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是个十足的草台班子，常常窘迫得连场租费都付不起。老韩抗战时期曾经在上海和重庆的话剧团体里待过，是到处流亡的“下江人”，还和田汉、老舍这些大师共过事。他在昆明一所中学教音乐，异想天开地把《阿Q正传》改编成歌剧上演。昆明人能接受话剧也不过十来年时间，那还应归功于西南联大的学生剧团。他们刚开始在昆明上演话剧时，被称为“文明戏”或“新戏”。女学生露着胳膊在舞台上出场时，下面还会传来嘘声和辱骂声。老韩把昆明的舞台艺术大胆向前推进了一步，但观众却不买账，连本埠报纸都评论说，“洋人歌剧唱腔堪比骡马嘶鸣，远不如云南花灯委婉流畅，更遑论国粹之京剧也”。老韩看到这样的评价，气得吐了血。更让老韩吐血不止的是借债人的催逼。那时搞话剧的人都要依附在一些商人身上，他们或入股某出剧目，或拉来投资，或高利放贷。就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样，也没有白演的话剧。在老韩走投无路之际，赵迅像个救世主一般出现在昆明的话剧舞台。他还清了剧团的债务，重新改组了剧组人员，给新剧团起名迎春剧艺社。他说：“我们虽然身在春城，但我们话剧人的春天还没有真正到来，我们要用自己的演出去迎接它。”最为重要的是，他发掘出了璀璨夺目的话剧明星舒菲菲，在此之前，她只是舞台上的一个花瓶，连国语都带有浓郁的昆明腔，常引得剧场里的外省人窃笑。老韩曾经为此焦头烂额，无计可施。是赵迅一个字一个词地教会她，什么是前鼻音，什么是后鼻音，这里该用卷舌音，那里该用前舌音，就像一个上语言课的教书先生。

平心而论，仿佛从天外来的怪人赵迅能够让一帮话剧人服众，不单是因为他慷慨地替剧社还清了债务，并出资支撑剧团继续演下去，更因为他的执着和才华，以及成熟男人的神秘魅力。他开一家不大的米线店，对每一出剧目的投入却好像挥金如土的富翁；他虽然面目全非，但身材挺拔，器宇轩昂（如果不看那张脸的话），既孔武有力，身手矫健，又温和儒雅，出口成章。他不图名利，让老韩当社长，自己做一个幕后的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告诉我们”，那是他在排练场的口头禅。每当他这么一提斯氏的大名，全场肃然，赵导演也仿佛斯氏魂灵附体。

——“直觉，直觉！这是阿Q去摸小尼姑光头的感受吗？他是一个怯弱的二流子，第一次耍流氓的胆小鬼。”

——“情感，情感，你的情感在哪里？想想四凤吧，这个地位卑下的女人如何去爱。”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成为你所饰演的形象吧，你们都会成为大演员！”

他在台上台下跳来跳去，纠正演员朗诵台词的轻重，阐述演员台步每一步蕴含的意义，告诉演员即便是倒一杯茶，也要体现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内心现实主义”。

他每天在排练场上声嘶力竭地喊叫，他让天生丽质的舒菲菲一步一步完成了从“模仿形象”到“成为形象”的明星之路，她永远是《雷雨》里的四凤，《原野》中的金子，《野玫瑰》里的女特工夏艳华，抗战剧《祖国》里痴迷情欲的少妇佩玉。他把她塑造成昆明话剧界的大明星，官场上的交际花，社会上芸芸众生争说的名流，报纸八卦新闻里不可或缺的主角。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台下，她都光彩照人，风姿绰约，韵味十足，像南国艳丽阳光下开放得恰到好处的一株美人蕉，灿烂丰满。她本来就是那种走到哪儿都能把生活当舞台的职业艺人，哪怕到菜市场买把小白菜，尽管没有了舞台的追光，但有比那更耀眼的众人的目光。

舒菲菲是其艺名，原名舒淑雅，她有一个妹妹叫舒淑文，是一名正在学小提琴的高中生，准备考艺专。每到星期天就跟在她的话剧明星姐姐身后，来剧艺社看赵迅他们排戏。一天，在回去的黄包车上，妹妹对姐姐说：“他在追求你了。”舒菲菲问：“你说谁？刘国栋？”舒淑文说：“‘卡西莫多’啊。”舒菲菲当时吓了一跳，却有些手足无措了，“小姑娘家家的，啥都不懂，尽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