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至9月（第10/25页）

维尔切克宫内也逐渐人去楼空：西西的父母和汉西的太太蕾妮，已在十天前离城，如今家里只剩下卡里叔叔、汉西、西西、格察、塔克西斯兄弟（他们家两个星期前被炸毁）和我。

苏军已越过奥地利边境，正迅速推进中。听说德军几乎没有反抗。

维也纳赛马俱乐部会址所在，即位于著名的萨赫旅馆转角处的菲利普斯宫，其废墟于1947年被夷平，改建为公园。大部分受害人尸首一直没挖掘出来，仍埋在地下。

3月28日，星期三

西塔·弗雷德一直坚持要我去找院长蒂姆医生谈话，向他解释我身为一名白俄，万一红军进城时逮住我，将“很不健康”。今天我照她的话做了，结果他回答我，说他是业余的星相学家，根据他最近的计算，元首还会再活十年；也就是说：战争还没有失败！然后他愈说愈激动，最后还对我大吼大叫，警告我最好别到处散布谣言，扰乱民心，否则他会叫当局以“失败论者”的罪名逮捕我，云云。

走出他办公室时，我打定主意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但只要我觉得时机到了，我就会逃走。姑且不论我个人的情况，院方对撤离病患与职员毫无计划，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同时苏军已抵达等于是郊区的维也纳新城了！

今天格察·帕贾斯维奇又来载我回家。

3月29日，星期四

西塔·弗雷德开始宣战了。今天她和院长“火爆会谈”，要求被调去拜罗伊特。院长立刻威胁道：“如果再听到别的职员散布失败主义论”，他打算把我们全调到前线去。

今晚我正安静地在办公室里工作，西塔突然冲进来报告最新消息：空军管区刚刚来通知，整个医院，包括伤患、职员及器材，必须立刻撤退到提洛尔去。

格察·帕贾斯维奇来载我回家，我试着发电报给家人，向他们报告最新的好消息，可是邮局不接受电报。火车也停驶了，整座城都陷入恐慌状态。

3月30日，星期五

整个早上在办公室里打包我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同时赶办急件。我们奉命将所有不必要的文件焚毁；做这件事我挺乐的，因为反正它们全是官僚公文。但仍有许多伤患需要协助及建议，所以整天都很忙碌。

下午4点，护士长叫我们晚上9点回来报到，第一批伤患及职员将在那个时候离开。西塔·弗雷德和我都属于第一批走的人。格察·帕贾斯维奇和我赶回萨赫旅馆去通知西塔，因为今天她正好休假，但我们没找到她，只留了张条子，然后我便赶回家去收拾行李。

格察一直不相信医院真的会撤退，不断催促我跟他、西西·维尔切克及西塔一起逃走。但他必须先替他的车子取得通行证，而且我们也必须得到医院的许可，否则会被视为逃兵。

以前曾担任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现在是维也纳市长的席拉赫在城内贴满告示，宣称将把维也纳变成一座堡垒，反抗到底。

席拉赫（1907—1974）的母亲虽是美国人，却很早便成为狂热的纳粹党员，曾在1931—1940年间担任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接着奉派担任维也纳市长。尽管到后来他亦对希特勒丧失信心，但他仍然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活动，而且在“七月密谋”发生后，亦追缉逮捕了不少反纳粹人士。

我在萨赫旅馆前面碰见波弟·富格尔的女儿，诺拉。她眼泪汪汪的，说约好来载她离城的卡车没出现。

西塔和我带着所有能带的行李赶去医院，结果发现院内一片混乱，根本没有人离开，而且没有人知道我们该离城了。西塔去找护士长谈，最后终于拿到我们的旅行证。院方不管我们用什么方法离城，但要求我们必须在4月10日到提洛尔位于施瓦察赫—圣维特的空军基地医院内报到，这表示我们有十天的旅行时间。现在到处兵荒马乱；碰到赫格勒教授，他说他准备留下，因为太多病患伤势严重，无法移动，很多大夫亦有同感。现在医生们在开会，谣传将给无望痊愈的伤患打针，免得他们落在苏军手中。

罗玛莉·舍恩贝格在战场上负伤的军官长兄当时便躺在布拉格医院中，几天后他被拖下病床，遭苏军冷血谋杀。罗玛莉有五位兄弟，全部都在大战中死亡。

3月31日，星期六

西塔·弗雷德回医院探望大家。部分伤患及较年轻的护士已经离开，其他人则很惊讶我们仍留在城内。

中午，当局公布一项笼络人心的政策：任何匈牙利牌照的车辆都不准离开维也纳，否则将被没收！格察·帕贾斯维奇的牌照便来自布达佩斯！他无视这项规定，继续搜寻汽油。我乘机四处向朋友道别。彼得·哈比希认为大家都急着离城是件奇怪的事；他打算留下来，不过他年事已长，冒的险并不大；而且他认为维也纳会跟柏林一样，拖很久。我并不同意。柏林是柏林，维也纳是维也纳！——完全是两码事。然后我在歌剧院废墟外撞见瓦利·塞贝尔，他戴着一顶大礼帽，手上甩着一把雨伞——虽然神气，却完全不合时宜。不过他是维也纳出了名的花花公子，他说：“真可怕，不过你又能怎么办呢？我是不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