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至12月（第15/20页）

从昨天开始，很多人陆续从城里其他区过来（大多必须步行）问我们是否无恙。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虽然全柏林都遭到轰炸，但就属我们这一区和蒂尔加滕附近的外交使馆区及菩提树下大街区灾情最惨重。就连格斯多夫中校（海因茨的亲戚）都驾驶军用卡车带来一批勤务兵帮忙加盖临时屋顶，用木板把破洞补好。

冯·格斯多夫中校很早便参与推翻纳粹政权的秘密活动（当然那个时候蜜丝并不知情）。1943年3月，在一次柏林军械库内举行的典礼上，他差一点就决定亲自暗杀希特勒。他是少数几名幸存的主要密谋者之一。

稍后我出门去找迪基·弗雷德。昨天开车经过劳赫街时，看见她的房子已烧毁，今天等我再去时，已经一个人影都没有了。不过我还是爬进她位于一楼的公寓里，希望能抢救一点东西。我站在穿堂里抬头看被烧毁的楼梯，突然一声巨响，一根烧焦的木椽哗啦一声垮下来，我飞身一跳，又跳回街上。之后我过街去艾伯特夫妇家，他们的房子还没倒。

艾伯特太太是美国人，嫁给一位德国工业家，在莱茵兰有好几间化学工厂。大战爆发后，他们的儿子从美国回来加入德国陆军，把他的美籍太太和小孩留在加州。艾伯特夫妇还有一个女儿艾琳，是极有才华的吉他手及歌手，和我们认识很久了。

我发现她们母女俩站在大门口，一看见我就抱着我的脖子说，她们希望能赶快前往苏台德著名的温泉区马林巴德（距离梅特涅家族的柯尼希斯瓦特城堡很近），提议让父亲跟他们一起去。她们有一辆车，还有些汽油，就是没驾驶。不过她们家现在已由无家可归的瑞典外交人员接管，盼望瑞典人能派一位驾驶员给她们作为交换。她们力劝我也一起去，不过我觉得办公室不会放人。讽刺的是，她们昨天才从莱茵兰回来，空袭过程中一直躲在楼下地窖里。

我走回沃伊什街跟父亲讲这个新计划，但他拒绝一个人走，把我留在城内；他实在没有理由留在柏林，我因此决定向办公室请几天假。稍后我带父亲去瑞典公使馆，大家一起搭路格·埃森的车回波茨坦。父亲已两天没合眼，非常疲倦。俾斯麦夫妇热忱欢迎他；我们替他铺好一张床，而且先让他洗个热腾腾的澡。

才刚吃完晚餐，警报又响。幸好只是敌方侦察机再度来勘察轰炸灾情。

11月26日，星期五

早上8点，父亲、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我返回柏林，本以为将和艾伯特母女一起前往马林巴德，便收拾了一点随身用品。我希望尽量轻装简行，把其他东西收在两个大皮箱里，放在俾斯麦府内的地下室里。路格·埃森的车子已挤满瑞典人，我们决定搭高架铁路到万湖转车，再在波茨坦广场下车。火车塞得满满的，每一站都有人潮拼命往上挤，因为这似乎是唯一仍畅通的一条线。波茨坦广场车站盖在地下，还保持得一尘不染，雪白的瓷砖……等一走上地面，对比实在太强烈，整个区像一片不断冒烟的废墟，广场周围所有大型建筑，除了艾斯布勒拿旅馆之外，全部倒塌。旅馆虽然残破，却还算完整，不过所有窗户当然都已经震破了。

我们出发去艾伯特家，拖着行李穿过蒂尔加滕区的泥巴和灰烬，四周房舍全被烧黑，仍在冒烟，公园内仿佛1914—1918年的法国战场，树木又秃又瘦，折断的枝丫散得满地，有时还得用爬才能通过。我突然想到著名的杜鹃花丛，不知它们下场如何？明年春天又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公共交通工具完全停摆，我们从头到尾都得步行。

其实这两天私家汽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无疑都藏了很久，就等碰上这类紧急状况派上用场。虽然大多数都没有牌照，但也没人管束。相反的，政府反而下令所有车辆必须尽量让陌生人搭便车。因此尽管轰炸灾情惨重，柏林的交通却渐渐恢复到战前的样子。可惜我们运气不佳，所有经过的车辆都已挤满。有一次，我们被一位长相非常特别的士兵拦住——他大概刚入伍，之前可能是位颓废派的唯美主义者兼酒馆谐星——他极优雅地做手势建议我们别再往前走，因为炸弹已落在瑞典公使馆正前方五次。我们转进班德勒街，本来陆军总部的办公室就在那条街上，但也被炸毁了，几十名穿着灰绿色陆军制服的军官及士兵在瓦砾堆里爬来爬去，设法抢救档案。等我们往下走到海军总部时，发现两处景观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在瓦砾堆里表演特技的官兵穿的是蓝色的制服。好笑的是，唯一没被轰炸严重破坏的外国使馆竟是盟军的敌人：日本及意大利使馆！这两栋建筑最近才盖好，非常巨大，似乎是最佳目标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