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第2/9页）

但是，由于德国坦克即将横穿这一地区，上尉认为自己应该护送他们回去。他们朝乌加滕村走去。突然，一个哨兵骑在马上疾驰而来，狂乱地挥舞着冲锋枪。“美国人！”当哨兵将枪对准富勒时，上尉连忙喊道。但那哨兵已经酩酊大醉，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反而将枪指向了上尉。再次高声争辩了许久之后，哨兵骑马离开了，两个伙伴终于平安地回到了乌加滕村。

次日清晨，一架小型俄国双翼机降落在附近的一块空地上。两名军官走了出来，索取村里所有等待遣送归队的盟军战俘的名单。他们还透露说，与他们同一部队的十名美国军官已经前往敖德萨准备遣返。其中一人名叫乔治·马尔鲍尔，正是他们过去的看守兼翻译黑格尔冒名顶替的那个人。富勒赶忙给这个德国人改了个新名字：乔治·F.霍夫曼，下士，军人编号，0-1293395。富勒让他记熟自己的新简历：曾在佐治亚州的本宁堡受训；之后就读于弗吉尼亚的候补军官学校；后在富勒的第一〇九团参谋部工作；在阿登战役中被俘。从这天起，富勒不停地提问黑格尔，经常把他从沉睡中叫醒严格盘问。但是不管他纠正多少次，这个德国人总是说自己曾在本尼堡受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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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登战役中被俘的另外三千名美国人近日抵达了IIA战俘营。这座战俘营建在新勃兰登堡的高地上，位于柏林以北约一百英里。除了美国人，那里还有七万五千多名塞尔维亚人、荷兰人、波兰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英国人和俄国人，分别关押在不同的营区里。这是一座专门关押士兵的战俘营，里面只有两名美国军官：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天主教牧师弗朗西斯·桑普森神父。神父在巴斯托涅附近被俘，当时正试图在德军战线的后方捡一些药品。他本来结实强壮，乐观开朗，如今却瘦骨嶙峋，面容憔悴，病魔缠身——不过仍然乐观开朗。德国人之所以允许他和士兵们待在一起，是因为一个态度合作的塞尔维亚医生使战俘营的长官相信，桑普森神父的两片肺叶都感染了炎症，不能移动。

2月初的一个早晨，桑普森神父领着一队美国人去仓库领取美国红十字会送来的第一批包裹。骨瘦如柴的战俘们挤在大纸箱周围，满心想的都是食物。桑普森神父想起了来战俘营后吃的第一顿饭：卷心菜汤，里面漂着几片萝卜，还有无数的青虫。一名战俘大口喝掉盛在皮鞋里的自己那份汤，然后抬头看看神父，说道：“我唯一不满意的是——这些虫子不够肥。”

大家急切地撕开了红十字会的纸箱。一阵紧张的寂静之后，响起了连珠炮般的咒骂声。桑普森神父和伞兵们在一起待了十八个月，还从未听过如此不堪入耳的谩骂。摆在他们眼前的是羽毛球拍、篮球短裤、乒乓球和拍子，还有几百套体育器材和一打美式足球垫肩。

下午，桑普森神父第一次参观了战地医院。医院坐落在美国战俘营区附近，里面有几个塞尔维亚医生和波兰医生。他看见一个波兰医生截掉了一个美国年轻人的双腿，然后敷上卫生纸，再用报纸包扎。在横跨德国的路上，他们先是长途跋涉，后来又搭乘火车，他的双脚都被冻坏了，以致生了坏疽。医生满面泪痕，对神父说，这是第五个失去双腿的美国人；还有十八个人被截去了一条腿。

正当桑普森神父和其他美国病人谈话时——其中大多数患的是痢疾和肺炎——一个留着希特勒式小胡子的德国看守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他是营里最可恨的人，大家都叫他小阿道夫。尽管他只是一名下士，却在党内任职——就连战俘营的指挥官也得对他毕恭毕敬。在IIA战俘营里，小阿道夫的话就是命令。其他看守大体来说对囚犯还算不错。他们声称，所有的暴行都是小阿道夫指使的。

小阿道夫总是让桑普森神父想起一名打着领结的小办事员。他喜欢讨论“文化”和“文明”。此刻，他转向神父问道：“你怎么看布尔什维克？你们与不信上帝的俄国人结了盟，你怎么能为这件事辩护？”

神父回答说：“目前，纳粹才最为危险。因此我们要接受一切帮助，好把纳粹摆脱掉。”

“你肯定是疯了！”小阿道夫喊道，“如果你不肯相信事实，我就让你看看这些俄国人有多肮脏！”他伸手指向俄国人的营区。那里污秽遍地，臭气弥漫了整个战俘营。

“他们是住在猪圈里。”桑普森神父承认，“他们怎么能干净得了呢？”

“你没抓住重点。其他国家的人都能保持干净。俄国人的营区里还有教授。我跟他们谈过。他们是俄国人中头脑最聪明的，却分不出文明和文化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