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史例述评（一）（第2/7页）

这些实例为：1796年的日耳曼境内陆战；1635—1648年法国及其盟国对抗奥地利与西班牙同盟的陆、海军混合[5]；1652—1654年英荷海战[6]。

感谢科贝特所著的《英国在地中海》一书为后两个实例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一些建议；我还要感谢其他作家为此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资料。科贝特的著作为海军增添了极有价值的篇章，同时他的著作也为海军史增加了很多有价值的内容。科贝特在这本著作中，不断地介绍了致使英国进入地中海的一些事件，说明了英国以地中海为稳固基地成长为地中海强国，进而指出地中海上的英国优势海军，有助于英国陆军在陆地上的发挥，从而影响事件的总进程。

《英国在地中海》涉及时间为1600—1713年。我将会提到发生在这一时期内的众多事变，大部分内容主要为1630—1660年这三十年间的事变。在这一时段，欧洲的主要局势为：直至1640年，英国的实力因为国王同议会互相争斗而被削弱，已无力顾及国外活动；法国与奥地利持续近一个世纪的斗争已经开始，这时的奥地利还统治着日耳曼地区和西班牙。

波旁皇室和奥地利皇室的斗争是1618—1648年著名的三十年战争中的一部分，战争波及俄国以西的整个欧洲大陆。根据其特征，这场战争应该属于宗教性质。然后，究其根源，这场战争其实是两个皇朝之间的政治斗争。波旁皇室和奥地利皇室都虔信罗马旧教，两个皇室斗争缘于奥属日耳曼依靠日耳曼皇帝（属奥地利皇室家族）的支持不断加强日耳曼诸邦的联合。这种联合依靠西班牙的金钱和日耳曼强盛的军事力量以及军事位置予以维持。16世纪，著名的查理五世也曾一手操纵了这样的联合。针对这个情况，阻止这种局势重演成了法国的国策。阻止奥地利扩张的国策，由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制定，而且得到了黎塞留[7]的支持。为此，法国联合新教国家，如瑞典、荷兰[8]以及众多地理属北欧的独立的小日耳曼新教诸邦结成同盟。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利益关系，它们标志着主宰了一个世纪的宗教联合向政治联合转变。这种转变是从克伦威尔1650—1658年所从事的外交活动开始的，他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带有宗教目的色彩，深受宗教影响。

对于依附奥地利的国家，法国居于二者中央位置，国力还比这两个国家都强。所以，法国将它们隔离使其无法互相增援。这种态势对于军事研究人员来说是屡见不鲜的，又是引人注目的。在所有的类似的实例中，永恒不变的是原理，因为其运用环境不同，例证因而呈现出新花样。这时候的法国所面对的局面，尽管环境有所区别，其原理其实与1796年查理大公面对分列于两边的儒尔当和莫罗的那种局面一样。法国也有相当于多瑙河一样的天险：热那亚、米兰和阿尔卑斯山的瓦尔泰利纳隘路等一线。起自西班牙的海上交通线就从属于这一线：从西班牙一方可通达荷兰；另一方可直通热那亚。

甚至不用查看地图就可以知道，如果西班牙与法国交战，那么西班牙的部队和物资只有通过海路运输到达奥属日耳曼。法国国土横亘于西班牙与奥属日耳曼之间。法国东部边境大体以莱茵河为界，东部边境以外，西班牙在北海控制着荷兰，在意大利控制着米兰大公国。法国若想到达米兰，则必须通过热那亚，但是热那亚已经与西班牙结盟。在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一本重要著作中，当他谈及这些条件时，他写道：“尼德兰同西班牙的联合，南意大利、米兰、西班牙的联合，这就是1500—1700年，左右国际政治的因素。”这是身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的奥地利查理五世所造成的后果。他继承了西班牙和意大利，又继承了尼德兰和比利时[9]。1630—1650年，荷兰已经独立，比利时仍在西班牙的手中。

可见，如果海路通畅，西班牙一面可以凭海路直达荷兰，一面又可以从海上直达热那亚，继而从陆上进发至日耳曼境内的任何据点，实际上西班牙人已经多次到达日耳曼境内。20世纪的我们，在听到西班牙军队在莱茵河中部作战，而且这些军队来自比利时，一定会深感诧异。当时，英国因内乱而陷入瘫痪。在英国内乱最严重的时期，查理一世都还在犹豫不决，而他的政策完全有利于西班牙，荷兰海军则是游刃有余地对付着西班牙。它堵住了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使西班牙的军队无法进入日耳曼。西班牙海军也并非荷兰海军的对手。1639年，西班牙试图沿着这条交通线输送一万名陆军部队，其护航舰队为了寻求英国庇护，结果遭到荷兰的攻击而失败。

地中海的情况又不一样。与北海的荷兰不同，荷兰在北海有一支可靠的海军，而法国在地中海就没有这样的海军，于是西班牙就拥有了一条畅达热那亚的交通线，可以从米兰和蒂罗尔运送援军进入日耳曼。这条交通线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可根据战时的情况不断调整，一般情况，取道热那亚、米兰，经阿尔卑斯山关隘就可进入莱茵河或者是多瑙河流域，莱茵河距离较近，而且更为合适；如果法国在此设防，那么西班牙人就只能沿较远的外线向东进入日耳曼核心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