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西线的静坐战（第8/20页）

战争爆发以来，他们已经遭到过一次挫折。在进攻波兰前夕，早已退休的冯·哈麦施坦因将军又暂时被起用，在西线担任一个司令官的职务，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星期，他曾经竭力邀请希特勒到他的司令部去视察一下，以表示在进攻波兰的时候他并没忽视那条战线。实际上，哈麦施坦因将军，这个希特勒的死对头，是想要把他抓起来。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早在九月三日英国政府宣战的那一天，就在柏林阿德隆饭店匆忙会见奥吉尔维·福比斯的时候，把这个阴谋悄悄地告诉了他。但是那位元首已经嗅出气味不对，谢绝了那位前陆军总司令的邀请，并且过了不久就把他撤掉了。

但密谋分子们仍然同英国人保持着联系。他们没有能够采取行动阻止希特勒消灭波兰，他们现在集中力量于避免战事向西蔓延。文职密谋分子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在德意志帝国中，唯有军队有办法制止希特勒。随着总动员和在波兰取得的闪电般的胜利，军队的力量和地位有了极大的增长。但是正如哈尔德对那些文职密谋分子所解释的，由于编制扩大，军队也有它不方便的一面。军官队伍中增添了大量的预备役军官，而他们当中很多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同时部队的士兵又全都被灌了一脑袋的纳粹思想。哈尔德指出，要找到一支可以信赖的并且肯于反抗元首的部队是不容易的。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朋友，哈尔德都是一个善于强调困难的人。

将领们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文职密谋分子认为也完全应当考虑。就是如果他们发动一次反对希特勒的政变，英法是不是会利用政变在军队和国家中所造成的混乱，从西线大举入侵，占领德国？并且，虽然他们已经推翻了那个罪魁祸首，英法是否仍然会向德国人民提出苛刻的靖和条件？因此，有必要同英国人保持联系，以便取得明确的谅解，使西方盟国不利用德国反纳粹的政变趁火打劫。

他们通过好几条途径同英国人接触。其中韦一条途径是由约瑟夫·缪勒博士通过梵蒂冈发展出来的。这位博士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慕尼黑的第一流律师，体格魁伟，精力旺盛，而且有股蛮劲儿，所以在年轻时得到过「蛮牛约瑟夫」的绰号。他在谍报局奥斯特上校的默许下，于十月初曾经到罗马作了一次旅行，在梵蒂冈同英国驻教廷公使建立了联系。据德国人说，他不仅取得了英国的保证，并且还得到了教皇的诺言，同意在新的反纳粹德国政权和英国之间充当调停人。

另一个接触点在瑞士的伯尔尼。威兹萨克派了不久以前曾任德国驻伦敦代办的西奥多·科尔待当德国驻瑞士公使馆的参赞。他在瑞士的首都不时和一个英国人菲利普·康维尔一伊凡斯博士碰头。后者曾经在德国柯尼斯堡大学担任教授，不仅成了研究纳粹主义的专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纳粹的同情者。

十月的下半月，康维尔一伊凡斯给科尔特带来了一个讯息，后来被科尔特说成是张伯伦以谅解和公正的态度对待未来的反纳粹德国政权的庄严保证。实际上这个英国人带来的只是张伯伦对下院的演说中的一段话。在这篇演说里，这位首相一方面拒绝希恃勒的和平建议，一方面宣布英国无意「使一个愿意同其他国家和睦相处、互相信赖的德国在欧洲无法获得应有地位」。那一篇对德国人民表示友好的讲演中的这一段话和其他的段落都曾由伦敦方面广播过，那些密谋分子想必也在无线电中听到过，但是他们仍然对那位非正式的英国代表带到伯尔尼来的「保证」大表欢迎，认为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东西。这些密谋分子得到了这个声明并认为自己已经通过梵蒂冈取得了英国的保证之后，就满怀希望地转向那些德国将领，说他们是满怀希望固然不错，但是也可以说是绝望中的孤注一掷；「我们唯一能得救的希望，」威兹萨克在十月十七日对哈塞尔说：「就在于举行军事政变。但怎样举行政变呢？」

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德国已经决定在十一月十二日侵入比利时和荷兰。必须在这个日子以前举行政变。哈塞尔警告其他的人说，在德国侵犯了比利时以后，就不可能得到「公道的和平」了。

对于后来发生的事，其实应当说是对于后来为什么竟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参加这个密谋的人各持一说，互相矛盾，莫衷一是。像在慕尼黑时期的那次一样，这次的中心人物仍然是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但是他忽冷忽热，犹豫不定。在纽伦堡提审时，他解释说，「野战部队」由于「全副武装的大敌当前」，不可能举行叛变。他说他曾呼吁不直接与敌人交锋的国内驻防军采取行动，但是他从国内驻防军司令弗雷德里希（弗里茨）·弗洛姆将军那里所能得到的，最多只是一种谅解，那就是「作为一个军人」，只要勃劳希契下命令，他马上就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