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通向慕尼黑的道路（第9/36页）

这些最早开始觉醒的人中间有一个是莱比锡市长卡尔·戈台勒。他原来是勃鲁宁任命的物价管制局局长，希特勒上台后继续担任该职三年之久。戈台勒是一个保守派，从内心来说还是一个保皇党，他又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聪明能干，精力过人，然而失之不够谨慎与刚愎自用。他在一九三六年因为反对纳粹党人的排犹运动和疯狂扩军而同他们决裂，同时辞去了两项职务，一心一意（三百七十三）地进行反对希特勒的工作。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一九三七年去法国、英国和美国，用心良苦地警告它们注意纳粹德国的危险。

稍后觉醒的两个后来终于也同谋反对希特勒的人是普鲁士财政部长约翰内斯·波比茨和沙赫特博士，两个人都曾因为在改组德国经济使之适应战争目的方面卓著劳绩而得到过纳粹党的最高勋章——金质荣誉章。两个人都是到一九三八年才开始憬恰到希特勒的真实意图。两个人看来都因为过去的历史和本人的性格而没有受到反对派核心的完全信任。沙赫特太机会主义，哈塞尔在日记里曾说，这位国家银行总裁能够「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他说贝克将军与冯·弗立契将军对此也有同感。波比茨虽然才华过人，然而见异思迁。他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个优秀的希腊学者，同贝克将军和哈塞尔一起参加了星期三俱乐部，这是一个十六名知识分子的组织，每周集会一次讨论哲学、历史、艺术、科学和文学的问题，它在时机成熟——或者不如说时机坐失——以后形成了反对派的中心之一。

乌里希·冯。哈塞尔成了反对派领导人的某种外交顾问式的人物。他在阿比西尼亚战争和西班牙内战时期曾任驻罗马大使，我们在上文中已经知道，他发出来的电报都是建议柏林如何使意大利同英国和法国纷争不已，从而使意大利站在德国一边。后来他开始担心，如果同法国和英国交战，这将会使德国导致致命的后果，即使德国与意大利结盟，这也会造成同样的结果。他所受的文化教养至深，因此对国社主义的粗鄙庸俗，除了嫌恶鄙弃而外，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好感。虽然如此，他可也没有自动弃官，不为这个政权服务。他是在希特勒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所策划的军事、政治、外交人事大改组中彼刷掉的。哈塞尔出身于汉诺威贵族世家，妻子是德国海军的创始人冯·铁比茨海军元帅的女儿，全部气质都是一个纯粹的老派绅士。他同许多同阶级的人一样，看来非得要等到被纳粹党人一脚踢开后才有所震动而想做点什么来推翻他们。一旦过了这一关，这个敏感的、聪明的、矜持的人就专心致志地来从事这项工作，而到最后，我们会看到，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遭到了极惨的结局。

还有一些别的人，不那么知名，大多也比较年轻，从一开头就反对纳粹，逐渐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反抗集团。其中有一个集团的一个杰出之士是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他是一个乡下绅士，是大诗人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的后裔。同他亲密合作的有恩斯特·涅克希和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前者从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后来是《维德施但报》（《反抗报》）的主编。后者是一个年轻的律师，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医生和心腹顾问冯·施托克马尔男爵的外曾孙。也有从前的工会领导人，例如：尤利乌斯·菜伯，雅可布·西泽，威廉·刘希纳。两个秘密警察的官员：阿图尔·奈比（他是刑事警察的头子）和伯尔尼德·吉斯维乌斯（他是一个年轻的职业警官），随着反抗密谋的发展而成为得力的助手。后者后来在纽伦堡审讯中成了美国检察官的宠儿，并且写过一本书，虽然大部分历史学家对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的可靠性都打了很大的折扣，但它还是透露了反希特勒阴谋的许多真相。还有德国许多名门望族的子弟：赫尔莫特·冯·毛奇伯爵，他是著名的毛奇元帅的侄曾孙，后来组织了一个由一批青年理想主义者组成的反抗集团，名为克莱骚集团：艾尔布莱希特·冯·伯恩斯多夫伯爵，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驻华盛顿大使的侄子；卡尔·路德维希·冯·古登堡男爵，他是直言无忌的天主教月刊的主编；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师，他的先人，不论父系母系都有过杰出的新教教士，他认为希特勒是反基督的，而且认为「把他消灭」是一个基督徒的天职。

几乎所有这些勇敢的人都曾不屈不挠地进行过斗争，最后终于被捕，在受到拷打之后，或者被绞死，或者被砍头，或者干脆被党卫队暗害。有很长的时间，这种文人的小小的反抗组织在吸引军人来参与他们的工作方面几乎毫无成就，冯·勃洛姆堡元帅在纽伦堡作证时说：「在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以前，德国将领并不反对希特勒。既然他带来了他们所希望的结果，也就没有反对他的理由。」戈台勒同冯·哈麦施坦因曾有过若干接触，但是这位前德国陆军总司令在一九三四年就退休了，对现役将领没有什么影响。在纳粹政权的初期，施拉勃伦道夫曾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德军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内的主要助手汉斯·奥斯特上校有过联系，发现他不但坚决反对纳粹，而且愿意做文人和武人之间的桥梁。然而，直到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的岁尾年头，在将军们受到一连串的震动以后，他们中间才有人开始警觉到这个纳粹独裁者对德国的危险。这些震动是，希特勒一定要打仗的决定，他对军事指挥系统的大改组，他亲自执掌军权的行动，他对冯·弗立契将军卑劣的处置。一九三八年八月底在捷克危机日益紧迫之际，贝克将军的辞职起了进一步促人猛省的作用。虽然他的袍泽军官并没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与他同时引退，但是，事情马上就很明显，这位下野的参谋总长是所有不易驾驭的将官们和文职的反抗领袖们的一个团结的中心。两个集团都尊敬他，信任他。另外一重考虑，两个集团现在也都看清了：要制止希特勒，就必须用武力，而只有陆军有武力。然而陆军方面有谁能掌握它呢？不是哈麦施坦因，甚至也不是贝克，因为他们都已退休了，大家明白，迫切需要的是联络上当时实际指挥驻防柏林内外的部队的将领，以便一旦举事就能立即采取有效行动。新任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实际上并无兵权。冯·勃劳希契固然能号令全军，但是不能完全信任。密谋策划者认为，他的权威是有用的，不过只有到最后一刻，才能让他预闻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