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凡尔赛、魏玛和啤酒馆政变（第5/14页）

没有清洗司法系统是另一个致命错误。司法当局成了反革命的中心之一，滥用法律来为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不可能逃避这样的结论，」历史学家弗朗兹·L·纽曼说，「政治审判是德意志共和国生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一九二○年发生卡普政变后，政府对七百零五人提出叛国罪起诉，只有一个人即柏林警察局长受到了判决——五年「光荣监禁」。普鲁士邦不发给他年金时，最高法院还下令照旧发给。德国某地的一个法院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裁决，要发给卡普政变军事首脑冯·卢特维茨将军积欠的年金，包括他在反叛政府的时期和他逃匿在匈牙利躲避法律制裁的五年期间的年金。

而另外一方面，成百上千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却以叛国罪被判长期徒刑，只是因为他们在报上或演讲中揭露了或谴责了陆军不断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对于共和国支持者，无情地应用了叛国罪法律，但是对于那些企图推翻共和国的右派，却不是无罪释放，就是只判以最轻的判决，这一点，阿道夫·希特勒很快地就看到了。甚至暗杀凶犯，只要是属于右派，而被杀者属于民主分子，也得到法院的宽大对待，或者得到陆军军官和右翼极端分子的帮助，逃出法院的拘押，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因此，只剩下温和的社会党人，在民主分子和天主教中央党人的协助下，独力支撑这个诞生以后就摇摇欲坠的共和国。他们受到了反对者的痛恨、咒骂，有时是子弹的袭击，这些反对者为数日众，决心日坚。「在人民的心中，」以《西方的衰亡》（《TheDeclineoftheWest》）一书声名鼓噪一时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叫嚷道，「魏玛宪法已注定要死亡了。」在南部的巴伐利亚，年轻的煽动家阿道夫·希特勒理解到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的、反共和的新浪潮的力量。他开始驾驭这一力量。

时局对他帮了很大的忙，特别是这两件事：马克的贬值和法国的占领鲁尔，我们前面已经谈到，马克在一九二一年开始贬值，和美元的比价跌到七十五：一，次年跌到四百：一，一九二三年年初跌到七千：一。在一九二二年秋天，德国政府已经要求协约国暂缓偿还赔款。法国的普恩加费政府断然拒绝。当德国不能交付木材时，在战时曾任法国总统的这位头脑死硬的总理命令法国军队占领鲁尔。在上西里西亚割让给了波兰以后，德国的这一煤钢产量占全国四/五的工业心脏，如今就同德国其他部分隔绝了。

这个对德国经济起瘫痪作用的打击使德国人民暂时团结起来，而自从一九一四年以来，他们还从来没有这样团结过。鲁尔的工人宣布举行总罢工，并且得到柏林政府的经济支持，后者号召进行消极抵抗。在陆军的帮助下，组织了破坏活动和游击战争。法国以逮捕、驱逐出境、甚至死刑来对付。但是在鲁尔，没有一架机器的轮子转动。

对德国经济的扼杀，加速了马克的最后崩溃。

一九二三年一月占领鲁尔的那一天，马克对美元比价跌到了一．八万：一，到七月一日，跌到了十六万：一，到八月一日跌到了一百万：一，到十一月，希特勒认为他的时辰来到时，马克跌到了四十亿比一美元，此后，数字就以兆计了。德国货币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工资薪水的购买力等于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生积蓄都荡然无存。但是遭到毁灭的还有更加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德国人民对德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的信任。德国社会历来竭力鼓励储蓄和投资，并且庄严地保证这种储蓄和投资能够得到万无一失的报偿，结果却自食其言，这样一个社会的标准和行为还值得相信吗？这不是对人民布下的大骗局吗？

这场灾祸不是应该怪那个向敌人投降和接受赔款重担的民主共和国吗？对其本身的生存颇为不幸的是，共和国的确要负一份责任。通货膨胀本来是可以靠平衡预算来制止的，尽管平衡预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也不是办不到的。适当增税本来可以实现预算平衡，但是新政府却不敢适当地增税。说到底，一千六百四十亿马克的战争费用也一点不是靠直接征税来筹措的，其中九百三十亿马克靠发行战时公债，二百九十亿马克靠金库券，其余靠增发纸币。共和国政府不但没有对有力量的人大大增加税额，反而在一九二一年削减了他们的税额。

从此以后，在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的教唆下，政府有意让马克崩溃，为了使国家能够逃避公债，免付赔款，在鲁尔跟法国捣蛋。这样做，对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肯定是有好处的，而人民群众却在经济上遭到了毁灭。此外，货币贬值也使德国重工业能够用毫无价值的马克偿清债务，参谋总部为了要逃避和约中取缔其存在的条款，这时已伪装为军队办公室（Truppenamt），它也注意到，马克的贬值扫清了战争债务，这样就可以使德国在财政上毫无牵累，可以从事一场新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