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海权与陆权的冲突（第6/7页）

英国为了自己的强大需要掌握埃及。此外，对于整个东方世界而言，埃及也处于枢纽地位，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各个地区的物资均可流入埃及。在军事上，埃及是个兵家必争之地，任何海军也无法完全切断从四面八方进入埃及的物资，因此，在埃及集中力量针对直布罗陀或印度进行攻防行动是很好的做法。物资供应至少可来自两个方向，即红海和地中海，任何一支舰队都无法同时切断它们。即使地中海遭到封锁，红海对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来说依旧是最短的支援路线。在上述情况下，英国还可以使用经过好望角的航线，由于这条航线过长，就更没理由舍弃苏伊士航线，因为英国经由苏伊士运河在地中海与红海之间进行调动很保险。假如由于某种原因或者灾害使英国海军长期处于劣势，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那么不管在何时何地，英国的抵抗都会被瓦解。

总而言之，以军事眼光来看，放弃地中海和苏伊士航线选择好望角是为了防御并非进攻。对于一个掌握了马耳他和直布罗陀的国家来说，抓住埃及加强对它的统治是有必要的，还要在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建立供应必需物资的基地，这样，即使英国运输的物资被切断，也可以及时给予补充。在英国独立称霸的时候需要如此，在意大利、德国与英国具有一致利益的今天更应该如此。

不管依据国家能力应做出怎样的决定，利凡得的战略中心对上文讨论的潜在侵略的几个特点有着决定性的长远意义。上述几个特点也可能出现在该地区，在过去的时代中围绕的是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地方，这两地有着众多的复杂事实。而今天，“苏伊士”这个词更多地体现了这种意义，主要是因为苏伊士地峡及运河决定了欧洲与东方的交通联系。前文过多谈论亚洲土耳其、波斯、埃及与地中海盆地的原因是，它们与苏伊士连通，这些地区的重要性体现在对交通线的影响方面，苏伊士航线的最关键点是连接了亚非两洲的颈状地带。那么，经过好望角的漫长航线是否可以被放弃？换言之，较短的航线对各国而言是否是唯一有用的航线？在各国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这种认识是否正确？还有，英国长期享有的全人类施惠者的荣誉是否与日俱增地体现在了苏伊士航线上？

以现在局势来展望未来可以得知，世界的同化进步运动是东西向进行的，而非南北向，这是因为东亚和西亚是发展潮流的最大推动力。而巴拿马和苏伊士这两个地峡对东亚和西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它们是人力克服自然障碍的体现。这两条运河也是南北地区的分界线，分界线以北地区的商业情况和政治活动比较活跃。另外，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性大于巴拿马运河（尽管巴拿马运河也很重要），不仅因为以前没有近期也不会有像横跨北美大陆铁路这样的交通途径替代它，也因为在苏伊士附近有着直布罗陀海峡、黑海、达达尼尔海峡、红海及曼德海峡，而美洲地峡没有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则是土耳其衰弱的原因。此外，西半球的政治格局对有些国家对于苏伊士运河的觊觎心理起到一些预防作用。

上面的分析会引出下面这个问题：上述情形是否会影响政治思维习惯？答案是这些情形是决定对外政策时的首要考虑因素；其他因素要服从前者。英国对南非的认识以及对苏伊士运河的关注就受到这种情况的左右。对美国而言，必须时刻注意与中美洲地峡邻接的加勒比海各方面价值上升可能对它的政治产生的影响。另外，也可以从美国大陆的南端对地峡施加影响，因为门罗主义失去了往日风采。虽然继续执行门罗主义可以维护美国的荣誉，但由于世界机会及注意力转移到了亚洲，不管对于美国还是其他国家而言，很显然利益中心发生了偏移。如果新的利益所在十分巨大且需要立刻着手处理，需要考虑的是请求与我们无关的国家的政治保护是否会削弱我们的实力。因为推行国家政策、进行军事活动取得成功的条件是集中精力、始终如一。如果推测无误，东西半球南端形势的意义不如其他地区发生的重要进程的意义大。

以上我们的讨论以亚洲之外的国家和民族及人口众多的中部争执地带为主。显而易见的是，后者好像连棋局中的小卒都不是，只是使相关国家变得更强大的赌注而已。但这与事实不符，虽然争执地带的民族、国家很像没有牧羊人的一群羊，但这群羊却不属于任何人。这些国家的国民特性体现在个人身上可能是坚强也可能是果敢，只是发展的停滞使这些国家丧失了应有的力量，也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如果这些推论大体上正确，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这些国家在将来的某段时间内仍会停滞不前，这是无法想象的糟糕结果；即使有进步，那动力也是来自外部而非内部。后一种情况，外来推动力的来源以及特点甚至由此引起的变化，对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斯拉夫式的、条顿式的或者亚洲式的推动力所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另外，一个种族的成员是生活在一个国家内，还是由于各种原因分成几个独立的国家甚至敌对的集团，这对于国家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中国的4亿居民都能够接受现有的政治体制，而且共同生活在一块并不宽敞的土地上，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文化将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国家的影响，这也会对世界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意义。总而言之，外来因素对一个国家的影响不是体现在物质发展上，而是体现在个人性格的变化上及由此而来的国民性格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