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起了个五更，赶了个晚集（第9/15页）

客厅里已再三催促张学良入场，谈话只得宣告结束。陈公博随众人走进客厅，只见里面珠光宝气，无数夫人小姐已经兴高采烈地在方城中鏖战起来。

陈公博是个事业型的人，要不然也不会年纪轻轻就在国民党内居于高位。他平时就不好玩，国内所有的避暑胜地，除了牯岭因公去过两三天外，其他都没有去过，北戴河也是第一次来。说到打麻将更是不擅此道，仅仅和张学良等人摸了四圈后，他就跑回旅馆睡觉去了。

到底是不惯过夜生活的，陈公博还由此得了重感冒，第二天在床上躺了一天，第三天便赶回北平。

一行人基本上是无功而返，可是如果照直这样说，不免会动摇己方的军心士气。于是就由覃振出面，在对记者谈话中指出，张学良认为北方的主张公正光明，对组织政府决不反对，对南京则因“马廷福事件”而增加了恶感。

汪精卫在对天津《大公报》驻平记者谈话时也说：“张汉卿（张学良）以北方表示好感，对组织政府决不反对。”

张学良给汪精卫写了一封信，由郭泰祺带回，这封信也被汪精卫作为张学良对北方示好的证据。他说：“郭复初（郭泰祺字复初）并携张致余亲笔信归来，本人对张感想极佳。”

北方政客们闻讯，自然一片欢呼雀跃，张群和吴铁城也因此愁闷了好几天，但知晓内幕的陈公博却断言，张学良将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转变其中立态度。

放出了大招

你可以说张学良无政治上的大智慧，可是他绝不缺乏一个生存有道的诸侯所必须具备的聪明机智。他肯接见覃、陈，又不明确表态，不过是以这种方式来对蒋施压，以便获取更多的利益和筹码而已。早在“马廷福事件”发生时，他就对于学忠说：“蒋介石这种做法太不应当，但我仍要以国内的大团结为重，不计私怨。”

到南北代表齐集北戴河，关外的张作相怕张学良拿不定主意，曾致张学良一电，大意是说应该坚守原来的中立态度，“勿为甘言所动，勿为威武所屈”。其实张学良完全不需要别人这样叮嘱，他心里自有一杆秤，在给张作相的复电中，他说：“名分服从中央，举动必以东北四省福利为前提而慎重考虑。”

蒋介石很清楚对方的要价，他或亲自给张学良发电报，或通过何成浚、方本仁、张群、吴铁城等人，对“马廷福事件”再三进行解释，说明自己虽希望张学良出兵助己之心甚切，但绝不会背着张学良策动其部下，那都是陶敦礼这种“极愚妄者”才会做出来的事。

蒋介石还放出了大招：继委任张学良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后，将平津地区以及黄河以北也完全交由张学良节制。

为此，蒋介石亲飞济南，召集将领们开会，下令各军不过黄河，以便把北岸军事留给张学良去处置。

张学良时年刚刚三十岁，在这样的年纪就跻身中央要津，成为中国仅次于蒋介石的军政第二把手，本来就是件了不得的事。如今又能扩大东北地盘，将势力扩展至华北，无论是为个人计还是为东北计，都不能不令其怦然心动。

蒋、张尽释前嫌。不过张学良这个“白相人”的胃口，早已经被关内那三个认真得像头牛的家伙给宠坏了。他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他还要继续观望，直到瓜熟蒂落，直到蒋、阎、冯被迫向他割出更多的肉来。

蒋军奉令不过黄河南岸，北岸的晋军则因为损失惨重，也无力发动反攻，两军隔河形成对峙。

津浦线、胶济线战事结束时，蒋介石虽将所有山东军政事务都交由韩复榘全权处理，在政治报告中也称“韩总指挥复榘深明大义”，但对是否要实现当初的诺言，发表韩为山东省主席，仍有些踌躇不决。

蒋介石是怕韩复榘仍与冯玉祥、石友三藕断丝连。最后曹浩森竭力为韩陈情，认为既然有言在先，就不应反悔，韩复榘这才如愿以偿地得以主鲁。

中央军在津浦线的反攻取得胜利，反蒋联军在陇海线上的“八月攻势”却以失败告终，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原大战的转折点。从这时候起，蒋介石便将津浦线上的大部分精锐部队分别调至平汉、陇海两线作战。

平汉线原由何成浚第三军团负责，该军团有三大主力，分别是王金钰、徐源泉、杨虎城。王金钰部包括上官云相师和郝梦龄师，自第三军团撤退至漯河后，王金钰本人就托病请辞，到莫干山休养去了，他的职位由上官云相升任，所属的两个师也都增援了陇海线战场。

除去王金钰，平汉线的主力就只剩下了徐源泉和杨虎城。杨虎城部驻于南阳，在前线打仗的实际只有徐源泉一家。蒋介石于是决定将第三军团移至平汉线以东地区，另由蒋军接管正面作战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