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瓦鲁班之二（第3/6页）

战斗结束后，坦克兵们发现，这一战最值得记录的缴获，既不是六门大炮，也不是被视作稀罕玩意儿的日本海带，而是一个不大的印章，这就是日本陆军第18师团的关防。对中国军队来说，抗战以来获得敌军师团关防，这还是第一次。

关于这枚关防缴获的过程，有各种说法，原新38师第112团第二营营附丁涤勋在回忆录《印缅之战征战实录》中的记载似乎最为可靠。书中写道：

“8日中午，我们一个战车兵看到有人往树林深处两辆装甲车处跑，他便一面冲过去，一面通知后面的搜索兵。搜索兵跟上去，看到一个穿马靴、黄呢制服的家伙已爬到装甲车下面，看样子像是一个军官，我军搜索兵便一刀砍下去，只砍下半个膀子，扯不下来，于是用力一扯，扯下了整条膀子，连肩上的背包也扯了下来。这时，敌人的炮火集中保护这里，他来不及细看，便把一个膀子和一个背包拖了回来。第二天一检查，在背包里看到了敌第18师团司令部的关防。”

也正因为这个，坦克兵们才恍然大悟自己踹了第18师团的总部，难怪这里的敌军居然有装甲车。

这个搜索兵可能姓刘，第二天他把这个印章交给自己的连长韩德明，恰好营长赵振宇在侧，于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赵振宇即将这枚大印收入囊中。新22师和新38师的军官们后来争着用这关防在白纸上压上印记，以纪念这一次不同寻常的胜利。赵振宇本人给他在西南联大的老师寄去盖着日军第18师团大印的信笺，保存至今，成了难得的历史遗物。

战斗间歇中的新22师官兵

远征军战士的丛林生活

被中国搜索兵砍死的那名日军军官，很可能就是负责保管师团关防的第18师团作战课长石川中佐。日方记载，石川在战斗中失踪，下落不明。

此战中，田中新一的私章，日军第55联队联队长山崎四郎大佐的印章、私人文件、日记等，也统统被坦克兵作为战利品搜去。田中新一师团长正好带着少量随员到第56联队督战，幸免于难。

日本陆军第18师团的关防

应该说，中国坦克兵在孟关—瓦鲁班战斗中表现相当出色。而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刚刚从学校突击完成训练课程的新手而已。许多坦克手直到第一次战斗结束，天亮后看到遍地日军尸体，才意识到参加的并非演习。

这些装甲兵中，不乏后来的风云人物。

中国驻印军坦克部队有两百多名军官，是经过驻印战车训练班培训后进入战斗部队的。尽管战车由美国人提供，教官也多是美国人，但训练班的主官是由中国方面任命的，这个训练班还兼有统筹中国方面在印战车部队的功能。中国政府试图假训练班的名义，统筹全部战车部队的意图还是明显的。

战车训练班的第一任主官是蔡宗濂，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说起来蔡是中国军队机械化部队的老前辈了，也是搞教育的老前辈。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办辎重研究班时，蔡宗濂就当过班主任，以后该校并入交辎学校，蔡又担任该校辎重兵科的教育处处长。抗日战争时，蔡宗濂任陆军辎重兵汽车一团的团长，参加过滇缅公路的运输任务。1943年4月，蔡奉命飞印度筹建战车训练班，在兰姆伽河畔成立了训练班的班本部，继而于6月成立了两个军官大队，战车训练班第一期能够如期开班，蔡宗濂将军功不可没。

中国装甲部队的早期历史是一部痛苦的历史，在孟关之前几乎没有胜利的记录。图为一辆远征军T-26坦克的残骸被用做哨所。

蔡宗濂为人低调，本人又专心于教育，基本没有做过一线战斗主官，所以声名不显。但是，解放战争时期，蔡宗濂因是东北人兼军运专家，被调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随军调部的副参谋长钮先铭赶赴东北，任国方副首席代表，负责与共方协调日俘遣返、国军出关接收等事项，并曾先后出任沈阳、长春军调小组国方组长，一度是报界争相追逐的对象。旧日的新闻报道中，有《蔡宗濂将军陪中方顾问李敏然会见杜长官》这样的标题。

蔡宗濂没有名气，这位李敏然却是大大的有名。当时东北的共方谈判代表，是日后鼎鼎大名的饶漱石、伍修权、王首道等人，他们个个对李敏然毕恭毕敬。蔡宗濂等人对这个李敏然到底是谁很是好奇，最后，终于弄清了。原来，这位李代表，就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李立三。

能和李立三的名字列在一条新闻里，蔡宗濂少将也算出了一次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