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瓦鲁班之一（第3/5页）

这里面提到的美军加强营，就是利夫少校的第二营。泰诺是瓦鲁班附近日军另一个据点。新38师部队的增援到达后，日军对夺回瓦鲁班感到绝望，被迫停止了进攻。解围后，新38师接替了“梅支队”对瓦鲁班的防守。中国远征军老兵还有回忆，称在瓦鲁班的美军被救援时已成惊弓之鸟，曾对着援军乱开枪。在梅里尔准将的回忆中，美军并未狼狈至此，但也承认确有美军误击中国军队事件，造成4人负伤。梅里尔并在书中记录，3月6日，一名中国营长先于部队到达瓦鲁班与“抢劫者”取得联系。由于考虑日军可能增强对瓦鲁班的攻击兵力，梅里尔准将下令当晚将“抢劫者”部队撤出瓦鲁班，而将阵地交接给中国军队。由此可见，中方的记载大致是可信的。

不过，以丛林中迂回的速度来看，孙立人的部队能够在接到警报后，仅仅一天就到位，实现对梅支队的支援，显然是在接到史迪威命令之前，第112团和第113团已经潜入敌后。

是料敌机先？还是对史迪威这个穿插作战的新手不大放心而早做准备？这就不得而知了。

美军将这次战斗中阵亡的官兵，全部择址安葬在附近的一片竹林中。此战中阵亡的中国官兵墓地，则在这片竹林旁边的一个小山上。孙立人将军把这些没有能够带回家的弟兄们埋葬在山坡上向着东方的阳面，据说，那是可以眺望中国的方向。

正当我写到孟关之战时，驻印远征军老兵张少云先生的女儿，通过山东画报出版社的编辑朋友从台湾转来一封信。

她是看到《坦克装甲车辆·新军事》上连载的远征军征战纪实一文后，又找到笔者在《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一书中关于孙立人将军的文章，而后给笔者来信的。

张女士在信中写道：“在孙将军麾下，远征军的战士为了抗击敌寇，血战异域。艰苦难言而胸怀故国之状，一笔‘军心似箭’道尽其中辛酸。六十载之后，国家还记得他们，实在让人感激莫名。”

惭愧，一部纪实文章，如何敢称“国家还记得”。

随信附来的，是一张光碟，标题是《常胜将军的悲剧故事——孙立人三部曲》。

打开片头，一段起于哀婉而渐渐雄壮的乐声，仿佛中伤之虎不失威严；一行“异域孤忠”的红色片头，仿佛归国之战中远征军弟兄们心底的声音。一幅幅老照片，令人难抑激情。

孙立人临终的话，“我对得起国家”。在那个家天下的时代，忠于国而非忠于一家私利的孙立人，一个清清白白的“忠”字，已经写尽了这位抗日名将的悲剧。

在一个国家政治昌明、国势强盛的时候，爱自己的国家是一种美德；在一个国家残破凋敝、政治昏暗，甚至随时可能让你“功到雄奇即罪名”的时候，依然用自己的心去爱这个国家，那就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而且是一种牺牲。

和张女士通了一个电话，获知了更多的情况。张女士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原是中学教师的父亲已经投笔从戎，其间偶有家书，对战争之后阖家团圆、晴耕雨读的日子充满憧憬。但是，张女士却从未见到自己的父亲归来。张少云先生是安徽淮阴人，从军于新编第38师，1942年追随孙立人将军入缅作战，1944年参加反攻缅甸之役，1944年7月在密支那之战中阵亡。张女士在成年以后才开始了解当时远征军作战和她父亲牺牲的经过，可惜由于年代久远，除了在记录远征军阵亡将士的《流芳录》中可以见到她父亲的名字，其他的情况已不为人知。

孙立人将军在前往台湾担任编练司令时，曾将若干阵亡部下的遗孤带到台湾，意图让他们能够进入“抗日遗族学校”，完成教育。将军因兵变案，被监禁数十年，不再是让日军望而生畏的远征军新编第一军军长，而只是四个孩子沉默的父亲。再出门，一代儒将已是耄耋老人。而遗孤们靠自己，胼手砥足，也走出了今日的一片天。张女士的家族如今已经经营起一家大电子元件公司，她的儿子刚刚在福州投资兴办了第三家与大陆的合资企业。

孙将军从监禁中被释放后，第一件事就是让老部下潘德辉寻访阵亡在仁安羌战役中的张琦营长家人，将其所获勋章转交。

恍然间，忽然想起了郝梦龄将军给家人的信：“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既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

2005年秋，中国驻缅甸大使馆领事来到缅北密支那的云南同乡会馆，向李锡全等四名流落异域的中国远征军老兵颁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章，章上刻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