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战（第3/14页）

我在空着的椅子上坐下，面对特别助理，身旁是扎拉。假如她被停学，我想，那对她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她会回到教授妈妈和绅士爸爸身边待一个学期，静心思过，然后在他们资助下重返学校。假如我被停学，我父亲会把我再次踢出家门。

“好吧，瓦吉赫，”特别助理说，“我发音正确吗？瓦古？瓦吉？”

“没问题。”我说。

特别助理告诉我阿默斯特对威胁性的言论有多么重视，尤其是针对一个近年来饱受歧视的群体。

“你指的是穆斯林？”我说。

“是的。”

“她变成穆斯林也就三天吧，”我说，“我遭受那种歧视已经很多年了。”

他面带忧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挥手让我继续。我感觉像在接受心理治疗。

“我是阿拉伯裔，在北卡罗来纳州生活了四年，”我说，“至少她还能选择是否要当恐怖分子。”

“穆斯林不等于恐怖分子。”她说。

我转向她，心中无名火起。“这不是我的原话。专心听我的话。”

“我们在听，”特别助理说，“但你这些话对你可没帮助。”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深吸了一口气。我在陆军中的工种是37F，专业心理战军士。如果我不能通过心理战脱困，我就一文不值。

我权衡自己的选择：伏地认错或者反咬一口。我总是倾向于后者。在伊拉克，有一次我们在广播里喊道：“勇敢的恐怖分子，我在这里等着勇敢的恐怖分子。来杀我们吧。”这种玩法总比躺在地上露出肚皮强。

“在军队里我们有个说法，”我说，“感知即现实。战争中，有时不在于发生了什么，而在于人们认为发生了什么。南方佬以为格兰特将赢下希洛战役[67]，于是当他进攻时他们溃不成军，结果他真的赢了。你的真实情况并不重要。“9·11”之后我的家人被当作潜在的恐怖分子。人们总是以貌取人。感知即现实。”

“我的感知，”扎拉说，“是你威胁了我。我跟光明社的朋友们谈过，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

“他们自然觉得受到了威胁，”我对特别助理说，“我是个发疯的老兵，对吗？但唯一涉及暴力的话是她说的。在她指责我谋杀穆斯林的时候。”

特别助理的目光移向扎拉。她盯着我。在某种意义上，我撒了谎。她从没使用“谋杀”这个词。我不想给她时间辩解。

“有人朝我开枪，”我说，“很多次。我看见人们，是的，中弹倒下。有人被炸飞。男人的碎片。女人的。孩子的。”我顺势渲染道，“我尽我所能。我做了正确的事。至少对美国而言是正确的。但那些不是愉快的回忆。现在有人指着你的鼻子……”我声调渐低，一脸痛苦地望着天花板。

“我没有——”她开口道。

“指责我谋杀？”我说。

“我问了个合乎情理的问题，”她说，“成千上万的人死去，而……”

特别助理试图让我们冷静下来。我向他挤出一个微笑。

“我理解她为什么那么说，”我说，“但……有些夜晚我无法入睡。”

那不是真的。大多数晚上我都睡得像个喝醉的婴儿。我注意到特别助理脸上闪过一丝恐慌，决意趁热打铁，从他们的包围中一举脱困。

“我看见死人，”我用颤抖的嗓音说，“我听到爆炸声。”

“没人对你的经历表示不敬，”特别助理忙说道，满脸恐慌，“我相信扎拉对你没有不敬的意思。”

片刻前，扎拉还是一副忿忿不平的样子，此时却现出惊讶和悲戚的神色。最初我以为是她对我的花招感到失望。我没意识到她或许只是同情我。如果当时知道这一点，我一定会被激怒。

“我没想威胁她，”我说，自认为十分机智，“但伤害已经造成了。”

特别助理久久凝视着我。他似乎在判断我是个多大的骗子，但最终还是决定息事宁人。“好吧，”他说，双手做出庞提乌斯·彼拉多[68]洗手的动作，“所以——理性的旁观者会认为双方均有充分的理由觉得被冒犯。”

“我想这是公平的。”我说，表面上镇定自若。我们正处在控诉与反诉的战场。我觉得底气十足。

然后扎拉用略显挫败的语气解释了她的顾虑。她的穆斯林同胞那些“可以理解的忧虑”，以及他们团结一心、“积极反抗歧视”的必要性。与其说她在表明自己的立场，不如说她在为自己的过激反应道歉。我所谓的彻夜难眠竟然牵动了她的恻隐之心，这着实令我惊讶。她在课堂讨论中的灵光此时不见了踪影。她说完后，我大度地接受了她感觉受到威胁的理由，并同意未来会注意我的措辞——如果她也同样自律的话。特别助理不住赞许地点头。他告诉我们，“你们有很多共同点”，然后我们耐着性子听他的训诫——此件事有何教育意义；如果能消除怨恨，我们可以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我们答应会从对方身上学到很多。然后他强烈建议我就失眠问题咨询学校的健康服务。我说我会的，然后整件事结束了。我成功脱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