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机遇（第6/7页）

我什么事做错了？他问自己。他也受过这样的训练，一步一步地分析自己的行动，找缺点，找错误，找……。他被盯梢了吗？当然，他跟大使馆的所有馆员一样常常被盯梢。他个人的尾巴是一个他想象为“乔治”的男子。但乔治常常不在。俄国人不知道他弗利是谁。这一点他很肯定。然而那想法噎住了他的喉咙。在情报行业中，你要是肯定一件什么事情，那就是走向灾难之路。那就是为什么他从来没有违背行业之道，从来没有背离过他在弗吉尼亚州约克河畔的皮尔里营受训时学到的东西，然后他在世界各地都运用过。

唉。下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是预定的。他到通信室，给雾谷发了一份电传。然而，这份电传是发向一个信箱码，到这儿的信息绝不是例行公事的。收到后一分钟，兰利的一个夜班值勤人员就开车到国务院取回电报。电文的用字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它的含义却不然：红衣主教线上出了麻烦，详情后报。

他们没有把他带到捷尔任斯基广场。克格勃总部所在地曾长期作为监狱——为那里发生的一切而设的地牢——现在完全成了办公楼，因为根据帕金森定律〔当代英国历史学家Northcote Parkinsobn的论调之一说，收入大则开支亦随之增多。——译者〕，这个机关已经扩大，并吞了一切能用的空间。如今审讯在列福尔托沃监狱进行，那儿离卫星电影院只有一个街区，有足够的空间。

他独自坐在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那交通没想过要抵抗，他甚至没有认识到，如果他能逃跑或者跟那个逮捕他的人打起来，还可能得到自由。这并不是因为丘班诺夫少校有枪——他没带枪——而仅仅是因为俄国人缺少自由，往往没有积极反抗的观念。他看到了生命的终结。他接受了它。这交通是一个胆怯的人，但他害怕的只是命该如此。你斗不过命运，他告诉自己。

“那么，丘班诺夫，我们得到的是什么？”问话的人是二局的一个大尉，大约三十岁。

“找人把它冲印出来。”他递过暗盒，“我认为这人是接头人。”丘班诺夫叙述了他所见和所做的事情，他没有说他曾把胶卷倒进了暗盒，“我完全是在偶然情况下发现他的。”他这样结束了谈话。

“我还以为您们‘一’字号的人不懂得怎么干呢，少校同志。干得好！”

“我害怕撞上了一次你们的行动和……”

“现在您可知道了。您必须写出一份全面的报告。您要是和这位上士在一起，他可以带你去找一位速记员。我也要去组织一个审讯小组。这需要好几个钟头。可能您想跟妻子通个电话。”

“那胶卷。”丘班诺夫坚持。

“是的。我想自己送到实验室去。如果您同上士一起去，我十分钟后就来找你们。”

实验室在与监狱相对的另一侧。由于许多工作集中在列福尔托沃，二局在这里有一个小设施。大尉把实验室技师从工作室找出来，冲洗过程马上开始。在等候期间，他给上校打了电话。这个“一”字号的人所揭露的还无法估量，但肯定是一件间谍案子，这种案件都是作为最重要事件来处理的。大尉摇摇头。那匹老战马，那个外勤军官，在这么件事情上交了好运。

“完了。”技师回来了。他冲好了胶卷，放大了一张照片，还湿漉漉的。他把放在一个马尼拉纸封套里的胶卷暗盒交还给他，“胶卷是曝光后又倒回来的。我竭力挽救其中一张的一部分。很有趣，但我看不懂上面是什么东西。”

“其余的呢？”

“全完了。胶卷一见阳光，上面的材料就全破坏了。”

技师还在说些什么的时候，大尉仔细观察那放大的照片。那主要是一张图示，还有一些用印刷体写的标题。图上方的字是：明星总体设施#1，另一个标题是激光阵列。大尉骂了一声，就跑步离去。

大尉回来的时候，丘班诺夫少校正在同审讯小组的人在喝茶。情景是同志式的。以后友好程度还会加深的。

“少校同志，您可能发现了极为重要的东西。”大尉说。

“为苏维埃服务。”丘班诺夫平静地回答。这是完美的回答——由党建议的一种回答法。他可能跳过中校而成为上校……

“让我看看。”审讯组组长说。他是一位上校，仔细地检视了照片，“全在这里？”

“其余的都被破坏了。”

上校不满意地嘟哝着。那可能构成一个问题，但也不是太严重。这图足以判明那个场地，不管它是在什么地方。这图画看起来是一个年轻人的作品，其工整又象出自一个妇女之手。上校停下来，向窗外看了几秒钟，“这必须送到最高层去，而且要快。这里描绘的是——唔，我还没听说过，但一定是最大的机密。同志们，你们先开始审讯，我去打几个电话。你，大尉，拿这个暗盒去查指纹，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