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历史的拐点：决战山海关（第8/9页）

有一个名叫宋权的官员，颇能代表当时这些明朝遗留官员们的心思。崇祯皇帝死前，这位宋权当过三天顺天巡抚。也就是说，他只当了三天河北省长，李自成就进了北京。随后，他投降李自成，并被任命为顺天节度使。李自成败走西北时，此人立即将京畿地区的留守农民军一网打尽，然后迎接多尔衮进城。据说，这位几个月间做过三姓家奴的人物曾经说得非常坦率：“我是明朝的大臣，大明亡了我无所归属，谁能为大明报仇，谁就是我的主子。”（宋国荣：顺治《归德府志》卷七，人物）无疑，这种情形肯定是多尔衮所欢迎的。

事实上，多尔衮在用人问题上表现得相当高明，使得帝国新官场呈现出了一派奇异的景象。他曾经说过：“凡我欣赏的人，花万金请他出山我都不心疼。”当时，在多尔衮的麾下，聚集了大明朝遗留下来的庞大官僚队伍。这些人，在崇祯皇帝甚至更早的时代曾经分属各个不同派系，互相之间掐得仿佛乌眼鸡一般，彼此恨不得一口就咬死对方，令崇祯皇帝牙根痒痒，恨不得也把他们一个个全数咬死。如今，在多尔衮这儿，他们争先恐后地表现着自己，仿佛个个从来都是忠诚且能干的好乌眼鸡，其变化之大，会让熟悉他们的人们错以为见到了一个不认识的新人。他们彼此似乎也很少再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党派之争了，在三十二岁的摄政王面前，大家全体就像一群成年乖宝宝。

在经济政策中，多尔衮采取的措施简洁有力。当时，有人建议他按照明末的标准继续征收赋税。范文程坚决反对，认为按照万历年间的水平征收，已经害怕摧残百姓了，哪里可以按照崇祯多次加派过的标准征收。多尔衮立即支持范文程，同意按照万历年间的标准征收赋税，将所有加派的苛捐杂税全部取消，百姓积欠的税款全部豁免。并下令，若有巧立各种附加税名目加收加派的，一律按照贪赃枉法处理。史书记载说，由是，“赋税负担一年减轻了数百万两白银，百姓的痛苦得以缓解”。（《清史稿》卷二三二，范文程传）

六月，多尔衮谕令官民周知，严禁行贿营私。命令中说：明朝之覆亡，皆由于贿赂公行，有钱财者不是个东西也能升官，不拿钱的虽然贤明也无用武之地。乱政坏国，罪莫大于此。因此，一经抓住，一定杀头示众。（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二，顺治元年六月丙子）当时的汉官认为：“摄政王新政比明朝好多了。蠲免钱粮，严禁贿赂，皆是服人心处。”（《多尔衮摄政日记》六月二十九日）

从史书记载看，在大清王公贝勒中，围绕是否迁都北京，曾经有过不小的争论。以阿济格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既然已经拿下了北京，就应该屠城，杀光北京人，杀他个痛快。然后，留下人驻守，大军回沈阳，或者退守山海关，这样可以万无一失。多尔衮搬出了皇太极，说太宗在世时曾经说过，拿下北京后就要迁都，然后再图统一天下。据说，兄弟两人为此吵得很凶。最终，多尔衮拍板决定迁都，并派人回沈阳去迎接小皇帝。

当时，北京城里流言四起，人们传说七八月间将要东迁，除了儿童，所有人都要杀光。为平息谣言，多尔衮下令加快将辽沈地区的人民迁往北京，并从沈阳提取白银一百余万两及各种物资运送至北京。京都局势趋于稳定。（《清史稿》卷一二八，多尔衮传）

就这样，多尔衮剑及履及，在几个月时间里，干净利索地把北京乃至北方地区换成了另外一副模样。真个是“大河以北，传檄而定矣”。由此，他很自然地开始谋取天下之大一统。

在向南方进军、定鼎中原的过程中，多尔衮及其指挥下的八旗军队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累累罪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江阴保卫战之后的屠城、湖南湘潭争夺战之后的屠城等等。

前三次屠城，发生在顺治二年，大体上是由豫亲王多铎等人主导。这是三座江南名城，尤其是扬州，历来是中国最为繁华的城市。“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是中国人的人生乐趣或目标之一。那是一座很早就拥有了百万人口的美丽都市。有记载说，连续十天的屠城后，这座城市里剩下的人口大约不超过千人。

湘潭争夺战发生在大清朝定鼎中原四年多以后。当时，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军第二次拿下湘潭后，下令屠城，从正月二十一日开始，“屠至二十六日封刀，二十九日方止”。半个月后，一位名叫汪煇的读书人来到湘潭，看到的景象令他魂飞魄散——“但见尸首纵横满地”，“全城所余人口不满百人，受伤未死者数十人”。（《希青亭集》，汪煇《湘上痴脱离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