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多尔衮的恩怨情仇和权力游戏（第7/8页）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被逼无奈还是大义灭亲，代善在付出惨痛代价的情况下，又一次发挥了安全阀与稳定器的作用，其凛然不可侵犯的警世作用应该是巨大的。

事实上，在我国古代游牧渔猎部族中，许多分裂、仇杀与消亡都是在此种情形之下发生的。后来的事实发展表明，在几大政治势力的形格势禁之下，特别是在汉民族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之下，多尔衮的做法可能是顾全大局、防止内乱发生的唯一有效途径。

此时，坚定拥护皇子继位的两黄旗八大臣中，有六人又一次来到三官庙聚会，他们发誓要“六人如同一体，辅佐幼主”。（《清史稿》卷二百四十五，索尼传）福临继位后，他们中的几位迅速向多尔衮靠拢，不再理睬豪格，令豪格极度郁闷。此种情形再一次表明：此时的大清国，已经在精神层面上潜移默化地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豪格看来，过去仅仅因为多尔衮是叔父，所以领兵打仗时才会成为主帅，自己不得不屈居副手。如今，明明自己最有资格继承皇位，偏偏又被多尔衮搅了好事，不但皇位没有坐上，反而更要听从辅政王多尔衮的号令。就连那些曾经依附他的两黄旗大臣们，现在也纷纷倒向多尔衮。这口气令他实在难以下咽，因此他不止一次说：“多尔衮不是一个有福之人，他有暗疾，活不了多久。”并且同样不止一次放出狠话说：“难道我就不能扭断这些家伙的脖子？”（《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

多尔衮心中的悲愤则可能要更加深重。想想看，他的母亲年轻貌美，却被弄得声名狼藉；正值三十七岁盛年，却不得不给死人殉葬。有证据显示，多尔衮肯定认为皇太极的权位是从自己手里巧取豪夺走的。（蒋良骐《东华录》卷四，顺治八年二月初十日）如今，皇太极死了，论威望，论战功，论能力，这个皇位本来已经非自己莫属，偏偏皇太极的儿子又横在了前面，使自己不得不推举出他的另外一个孩子——一个六岁的毛孩子来坐那把龙椅。对于多尔衮来说，天底下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情吗？

伤人一千，自损八百。表面上看起来，多尔衮是这一轮角力中毋庸置疑的胜利者，实际上，他和豪格是两败俱伤，他们二人在心灵上全部创伤深痛。在向帝王政治演进的过程中，他们进行的只能是一场零和游戏，这种制度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使最高权力的诱惑和人们对这种权力的渴望具有了嗜血的冲动，使人在某些时刻、某些情况下不期然而然地变成了兽。诚如一位哲人所说：“当人变成兽时，就比兽还坏。”遂使染指它的人，胜利者常常双手沾满鲜血，而失败者则时常要付出不止一个人的满腔鲜血。这种政治不论达到多么辉煌耀眼的巅峰，其中都隐藏着走向反面的悲剧基因。多尔衮、豪格的命运和大清帝国后来的发展就是明证。

过去，多尔衮与豪格虽然并不亲密，但至少还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如今，他们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多尔衮虽然没有像豪格那样发狠，但他想要干掉豪格的冲动，可能比豪格要扭断多尔衮及其周围那些人脖子的欲望还要强烈一百倍都不止。

十二天之后，即大清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即皇帝位。两位辅政王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当众发誓要秉公辅佐皇帝。若“妄自尊大，漠视兄弟，不从众议，每事行私，以恩仇为轻重，则天诛地灭，令短折而死”。誓约不长，却令人印象深刻。七年之后，正值三十九岁英年的多尔衮邃然死去，算得上是短折而死了。于是，有人油然想起这次盟誓。

九月十一日，皇太极去世一个多月了，辅政王多尔衮替小皇帝发布谕旨，命令另一位辅政王济尔哈朗率军攻伐锦州与宁远。这是一次很奇怪的军事行动，其战略目标和战术指导都莫名其妙，而且是由排名在后的多尔衮命令排名在前的济尔哈朗，并且，两天后就要出发。

济尔哈朗带兵走后，多尔衮又代小皇帝发布谕旨，晋封济尔哈朗和多尔衮为摄政王。虽然这只是一字之差，分量可是不轻。辅政者，辅助君主处理政事之意也；而摄政，则是代替君主处理政务，已经可以直接发号施令了。从《清实录》的记载上看，摄政王多尔衮很客气，他的名字仍然还排在济尔哈朗的后面。

成为摄政王之后，多尔衮召集贝勒大臣们开过一个会，议决的重大决定是：从摄政王开始，所有亲王、贝勒、贝子“悉罢部务”，不再分管政府六部事务。所有政府工作全部由各部尚书负责，各部尚书直接对摄政王负责。当年，皇太极设立政府六部，本来就有削夺诸王贝勒权限的意思，并曾经有过悉罢诸王贝勒分管部务之举。后来，随着皇太极权位的巩固而渐渐放松了控制。如今，多尔衮再次祭起这一招儿，意图仍然在于削夺诸王贝勒的权限，使他们只能“议政”，而不能“干政”。多年以后，到了雍正及其儿子乾隆皇帝时代，索性连诸王议政的权力也予以废止。从此，给这个政权带来过勃勃生机的贵族共和便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只剩下了完全汉化的皇权专制，这个政权也就此步入了真正的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