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皇太极入主中原，大清帝国登场！（第8/9页）

有证据表明，在皇太极执政之初，这种情形已经在后金政权高层初露端倪。

努尔哈赤刚刚死去的服丧期间，据说代善和皇太极十分悲恸，在家素衣素食哀悼乃父；莽古尔泰兄弟和妹妹则将歌舞伎召到家里，大排盛宴，欢歌燕舞，不知是否与努尔哈赤逼死他们的母亲有关。

有一次多尔衮出征，按照惯例，皇太极率领诸贝勒大臣出城送行。多尔衮的亲弟弟多铎以避天花为名，实则很快乐地躲在家里和妓女们厮混。当时，他身着优伶服装，学习“傅粉”之态。（王先谦《东华录》，崇德四年五月）其情形，大约就是涂脂抹粉，男身女态吧。

战争中，前线军帐里甚至出现过召歌舞伎和优伶吹弹歌舞之事。（《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一）

翻检史书，这种情形和元朝末期“以肉阵为军阵，以酒令为军令”已经相去不远。

这种情形，可能是皇太极吸取历史经验，以霹雳手段严明执法的重要原因。平心而论，若没有他的努力，他的后继者想要入主中原，恐怕远远没有那么容易。

在皇太极的诸多作为中，肯定还有一个动机也在发挥着重大作用，那就是尽可能削弱其他大小贝勒的权势、地位与影响，将权力最大限度集中到自己手上，从而形成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动机的形成，大体与下列因素有关：努尔哈赤在世时威厉暴烈、一言九鼎的影响；后金政权整体形势的发展；建功立业的冲动；威权日重后的心理膨胀；还有一个绝非不重要的因素，即汉族官员们极力、大量的怂恿。

这个话题敏感而令人颇费踌躇，但却很可能是事实。皇太极继位之后，立即开始重用汉族官员，并通过各种方式大量选拔汉族儒生进入政府机构。他们对于后金政权的国家管理、缓解内部民族矛盾肯定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同时，翻检史料也会很容易发现，这些汉官发表了数量不小的言论，核心思想在于抨击八大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反对四大贝勒并肩而坐，要求皇太极独坐称尊。这些汉族官员大声疾呼，为皇太极“虽有一汗之虚名，实则无异于一旗之贝勒”的情形鸣不平，对这种状况表现出了真诚的痛心疾首，并且断言，凭借八旗铁骑，即便拿下中原，也必将在数年之内错乱不已，终至不可收拾。（《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五进狂瞽奏》）结论则是不言自明：仿效明朝“君权至上”的集权制度，对后金政权进行改革。

这种表面慷慨激昂实则其媚入骨的取媚之术，实在是太能搔到皇太极的痒处了。受过近两千年历史的帝制、儒家思想训练和朱元璋强化培训的汉族官员与知识分子，在此方面的才能早已臻于化境，其解语花一般的善解人意，已经锤炼得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揣度皇太极听到这些言论时的心境，应该是高兴得想翻跟头才对。

为此，皇太极采取大量措施贯彻这一意图：继位伊始，皇太极沿袭旧制，仍然在八旗设置八位总管大臣，但扩大了他们的权限，规定,“凡议国政，与诸王贝勒偕坐共议之”。（王先谦《东华录》，天命十一年九月）同时，增设十六位佐管大臣、十六位调遣大臣。两年后，以不愿三大兄长贝勒过于操劳的名义，取消了四大贝勒按月轮值掌理国政的制度，改由诸小贝勒代理。（《清太宗实录》卷五）同时，实行科举考试，大量选拔汉族儒生士大夫进入政府各部门。再过三年，完全仿照明朝制度，设立六部，制定各种仪仗礼仪，取消四大贝勒并肩而坐之制，并在住房、行路、仪仗等方面突出了皇权高于一切的特征；设置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等等。这些措施，可以理解成适应了形势的发展，可以理解成完善了国家管理制度，可以理解成实现了政府机构正规化，等等。

同时，这些举措也和修理三大贝勒一样，实实在在地达到了“君权至上”的目的。

此时，大明帝国已经烂到了骨头里，皇太极和汉官们所要仿效的却是那朽烂的制度。他们明明身体在向前走，头却偏偏扭到背后去寻找方向。此种状况，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们政治思维的发育已经停止，他们的头脑已经凝固，滋养心灵的政治智慧资源已经枯竭。

到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就此，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三月规定并实施了十余年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那具有浓厚贵族共和色彩，酷似上议院的制度，变成了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度，变成了真正的附庸和婢女。大清朝由此进入了帝权独尊时代。从此，就应该称呼其为大清帝国了。从那时起，注定了皇太极没有能够超越升华于他的时代，注定了他无法在中国历史上占据更加崇高而伟大的地位，而大清朝只能作为中华帝国垂死前最后回光返照的宿命，也由此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