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努尔哈赤：大明帝国的忠实掘墓人（第5/8页）

至此，他的确有理由也有资格蔑视身边那个庞然大物了。

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已经年届六十岁的努尔哈赤，终于不再对自己的真情实感做任何掩饰——

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发布了著名的《告天七大恨》文告，宣布：大明帝国根本就是女真人所有苦难的根源。这时，假如有人询问努尔哈赤，他一生中最为痛恨的人或事是什么，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大明帝国和那些汉人。

努尔哈赤的这种感情并非全无道理。原因是：帝国政治中的一切权谋智术、阴毒狠辣并不仅仅是针对汉人的，在对付异族时，这些招数使用得可能更加彻底、更加无所顾忌。在那些堂皇官修正史中，谈到对付边疆部族时，“捣巢”、“灭之”、“斩杀”、“犁庭扫穴”之类的字眼几乎比比皆是。由此，仇恨应该不难累积起来。

汉人长期以来，坚定地以天朝上国、上帝宠儿自居的心态，令“奴虏”——努尔哈赤们感受过多少屈辱，似乎也很容易想见。在当时的汉语资料中，就连努尔哈赤的名字，都要写成——奴儿哈赤。这种无聊的心态，确曾是当时帝国臣民中的普遍情状。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知道，努尔哈赤的痛恨之情可不是说说而已。他的核心治国理念是，“诛戮汉人，抚养满洲”。（《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六十四卷）

贯彻这一基本国策的实施细则，则大体可以用两条概括：

其一，以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为主，辅之以暴力胁迫其为奴；或者反过来即为其二，以暴力胁迫其为奴为主，以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为辅。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情境下，这两种方式被交替使用着。有证据表明，这一治国理念和政策确曾得到过坚定的执行并持续了很久。可能直到努尔哈赤死后，才在他的继任者那里得到改变。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牛顿力学定律在社会生活中同样适用：有一个作用力，就有一个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其当时，努尔哈赤这种过激反应，大约可以反证他们曾经遭受过痛苦与屈辱的深重程度。

然而，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当时辽东地区的人口分布，汉族人口约占90％上下，女真、蒙古等部族人口约为10％左右。为了抚养10％的同族人口，屠杀90％的异族，即便是怀有深仇大恨，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此种情形都很难被认为是富有胸怀和智慧的表现。若仅仅因为有能力、有实力杀人，或者叫富有军事才华，便要被颂扬为“伟大”或“雄才大略”的话，这种赞美甚至这些词汇本身，也就足以令人作呕了。

应用上述史实，已经大体可以知道，为什么努尔哈赤经过如此漫长的时间——三十六年，尚且不能完全统一女真各部，经过四十四年，还无法迈过宁锦防线，进窥山海关了。这样的统一战争，若打起来不艰难、经历的时间不漫长的话，也应该叫没有天理了吧。

知道了上述情形，自然也就不难了解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的秘密了。

在努尔哈赤时代，女真人主要以渔猎为生，在山林水草肥美之地，各随血亲族党屯寨居行。女真人不论男女都必须参加射猎，只留养育婴孩的妇女留守驻地。其谋生技能与军事技能相一致，生活形态与战争形态相一致，生产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遂形成全民皆兵的社会。他们不同部族之间各居一方，彼此间视弱肉强食为常态，不同族群间同类相残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或特殊的心理障碍。

女真人行猎时，采用群体围猎的方式，经常以十余人为一个射猎单位。

他们每人出箭一支，各自说明其射猎计划，为众人所赞成者，就被推举出来，负责掌握所有箭矢的分配和使用，成为该团体的指挥者。其余人必须服从调度，不许离队越伍擅自行动，否则指挥者有权力将其处死。女真语称此小组为“牛录”，据说是“箭”的意思；称众人推举的指挥者为“额真”，意思是“头儿”、“主子”。射猎结束后，猎获物按照大家的表现集体分配。牛录遂成为血亲族党部落的基本射猎单位，既适用于针对大自然的战争，也适用于针对人类的战争。

每年秋季，野兽即将过冬而最为肥美之际，人们将进行一次大规模围猎，部落中所有牛录均须参加。届时，每牛录各出箭一支，选出一个大“牛录额真”，为此次大猎之总指挥。女真语称此大牛录额真为“甲喇额真”。围猎结束后，所有猎获物按照参加围猎的牛录数量平均分配。

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其组织、协调、指挥、管理、后勤保障、训练、战利品分配等等原则，差不多都是由此脱胎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