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岳飞之死与暴力均衡（第2/5页）

宋、金之间暴力失衡的结果，就是金国攻陷皇都汴梁，一老一少两位宋朝皇帝被俘，北宋灭亡。侥幸逃到南方的皇子赵构建立南宋政权。

这时候，主要危险是外患，而不是内忧。北宋官军基本崩溃，想忧也没多少可忧了。在战乱中，一些官吏、军官、军卒和强盗脱颖而出，主要凭借自己的才干组建扩充军队，发展壮大。以当代企业比喻，这些创业者只用少量官家资本，甚至白手起家，招兵买马，兼并重组，创出可观的家业。虽然戴了赵家皇帝的“红帽子”，真论起产权来，赵家并不能够控股。有些私营企业连红帽子也没戴。

面对这种形势，帝国在边境地区部分恢复封建制度，建立藩镇，任命39个镇抚使，授予军政人财各项大权，甚至准许世袭。继续用企业比喻，赵氏垄断集团衰落之后，被迫承认原垄断领域里杀出来的部分小老板合法，同时将他们拉入商会，皇帝兼任会长。岳飞就是这39位小老板之一。和他并列镇抚使的，有12位出身官吏，还有11位出身盗贼。数年之后，这批小老板有的战死，有的投敌，有的被杀，半数以上改任宋朝官员，被官家体系收编了。 尽管如此，官军中还是有许多将领近似军阀，他们的军队更像家兵，而不是官军。其中著名的五支武装力量，也确实被当时的百姓称为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刘家军和吴家军。“家军”的异己色彩比较浓厚，但皇帝不得不暂时容忍，这也是无奈的选择——在外害大于内患的格局中，两害相权取其轻。

在继续推算之前，需要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宋太祖对内部异己力量是否过度敏感？该不会赵家天子做贼心虚，以己度人，把二三分异心看作五六分吧？

宋朝第十任皇帝赵构的亲身经验证明，祖先并非神经过敏。从1127年赵构登基，到1141年处死岳飞，短短十四年间，小的不说，大规模的叛变，赵构就经历了三次。

第一次是1129年年初，护卫亲军统制苗傅和刘正彦发动兵变，杀掉以王渊和康履为首的一批民愤很大的宦官，逼赵构退位，立不足三岁的皇子为帝，让皇太后垂帘听政。要不是韩家军赶跑叛军，赵构就算被推翻了。

第二次是1129年年底，戴宰相衔主持长江下游防线的杜充率直辖部队投敌。李亚平说，赵构闻讯后整天不吃不喝，唠叨说：我对杜充这么好，从普通官员一直提拔他当了宰相，他怎么可以这样做？这种遭人背叛的痛苦经验，想必引起赵构对人类良心的可靠性的疑虑。

第三次是1137年夏历8月的淮西兵变。皇帝和宰相设法解除刘光世兵柄之后，宰相张浚人事安排失误，刘家军的高级将领郦琼率四万官兵（南宋总兵力的十分之一）投敌。可见，一个武将的变心可以给帝国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而影响一个武将变心的因素又多么复杂。皇帝自己不犯错还不够，宰相也不能犯错。

总之，内部的异己力量不能不防。传统的暴力分权与制衡体系不仅是重要的，简直就是性命攸关的。问题是，节制和分权导致暴力机器运行效率下降，这个代价朝廷是否承受得起？

局势基本稳定之后，皇帝经常权衡分解兵权的利弊。绍兴八年正月下旬，岳飞预测金人南犯，申请增添兵马。赵构对左右大臣说：岳飞所防守的上流地方诚然阔远，但宁可把他的防区缩小，也不可以再增加他的人马。今日诸将之兵，已患难于分合。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近来的事势虽还没有发展到那样严重，但与其增添大将的实力，倒不如再另外添置几支部队，庶几缓急之际易为分合。

这次谈话发生在绍兴八年（1138）二月初六，淮西兵变半年之后。五月，监察御史张戒对皇帝说：现在诸将的权力太重了。赵构答道：他们还不至于骄横跋扈。兵虽多，聚则强，分则弱，分也不可行。

当时南宋建立不过十二年，并无抵御强敌的自信。两年后，金国统帅兀术的拐子马和铁浮图才败于刘锜，再败于岳家军，大失威风。此时此刻，朝廷不敢自毁长城——哪怕只毁一段。于是，体制得以维护，原状得以持续，岳飞没有得到补充，但也未被削弱。

三、暴力均衡的设定及确认

本国兵力究竟应该强到什么程度，还取决于皇帝赵构到底想要什么。如果他想收复失地，甚至统一中国，就要比敌国更强大，建立高效率的军事运行机制。这是保证优势的均衡。如果他想守成，兵力便无须那么强大，让敌国开战得不偿失即可。这是维持守势的均衡。如果他兼顾内外平衡，既想恢复传统，满足于一支容易控制的弱兵，又不想继续丧师失地，那么，最好先维持现状，等待敌国的主和派占上风，对手裁军后，再削弱自身力量。只要发动战争得不偿失，敌国的主和派早晚要占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