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祺祥政变（第3/14页）

但从奕的角度而言，他请求皇兄进封生母的方式也有问题。这一点从康慈临终前奕的请封便可以看出来：

又一日，上问安，入，遇恭亲王自内而出。上问病如何，王跪，泣言：“已笃，意待封号以暝。”上但曰：“哦！哦！”王至军机，遂传旨令具册礼。所司以礼请，上不肯却奏，依而上尊号。

关于这件事，《清史稿》的记载是：

咸丰五年七月，太妃病笃，尊为康慈皇太后。

联系两段史料，咸丰皇帝最终进封康慈为皇太后其实很勉强。奕没等咸丰皇帝明确态度，便自行传旨也存在严重问题。于是在安葬完康慈后，咸丰皇帝便罢免了奕的军机大臣、宗令、都统等职，只保留他仍在内廷行走的头衔。这等于是撤了奕的全部职务，而且让他在上书房里读书学习，闭门思过。

但是大清帝国时局越来越艰难，使得咸丰皇帝不能再计较个人恩怨，因为奕的才能是可以重用的。咸丰七年（1857）正月，兄弟两人一同祭祀先帝道光，可以看作是二人关系缓和的标志。此后，咸丰皇帝又逐渐恢复奕的各项职务，一直到英法联军进兵北京，咸丰皇帝北逃热河，奕全面接管了北京事务。

从奕被罢免到后来接管北京事务的过程看，咸丰皇帝对这个弟弟还是十分看重的，并没有因为奕亲王的身份而对他加以提防，这是咸丰皇帝做得很好的一面。但是在如何应对英法联军的问题上，咸丰皇帝与奕再次发生了矛盾。

咸丰皇帝让奕接管北京事务面对英法两国“办理抚局”，其本意是想暂缓一步，等到大清帝国从太平天国运动的泥沼中挣脱出来后，再以强硬的姿态面对英法。可是奕在面对英法时，却是以和局为目的入手。这让咸丰皇帝十分不满。

咸丰九年九月二十九日（1859年10月24日），在奕递上去的“经过谈判，英法联军已经定期撤出北京”的奏折上，咸丰皇帝朱批斥责了他：

览奏已悉。二夷虽已换约，难保其明春必不反复。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唯尔等是问。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咸丰皇帝从维护“大清体统”角度，表示对奕办理抚局的不满，实际上是对奕一味妥协退让最终导致签订城下之盟的批评。

从奕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开始，咸丰皇帝对这个弟弟感到彻底失望。当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咸丰皇帝在热河病重垂危时，奕奏请要来热河行宫探视，咸丰皇帝的批复居然是：

相见徒增伤感，不必觐见。

所以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咸丰皇帝在临终前，要将肃顺、载垣等八大臣列为辅政大臣，而其中却没有奕，等于是将奕排除在当时朝廷领导核心之外，这让奕甚为不平。

事实上，在咸丰皇帝病逝后，八大臣与奕就已经站在了对立面，这都是咸丰皇帝临终前埋下的政治隐患。只是奕与八大臣之间的矛盾还处于潜伏状态，如果没有引爆点，这种矛盾或许永远不会升级。但问题的关键是，八大臣之首的肃顺与同治皇帝的生母叶赫那拉氏素来不睦。

咸丰皇帝正式重用肃顺，是在奕被罢免军机大臣之后。从咸丰六年（1856）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到咸丰十年（1860）迁御前大臣，肃顺成了咸丰皇帝的左右手。作为朝廷第一重臣，肃顺对咸丰皇帝不顾祖制，让叶赫那拉氏批阅奏章干预政事颇为不满。

前边我们说过，叶赫那拉氏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皇帝准备北逃热河时，曾经以颇有见地的语言劝谏丈夫不要离开京城。对于叶赫那拉氏的建议，咸丰皇帝同时召见奕和肃顺，让他们说说意见。当时奕和肃顺观点截然对立，史料记载是：

主和，顺主战，哄于御前，不能决。

也就是说两个人当着咸丰皇帝的面吵了起来。两个人退出来后，肃顺问奕，应对英法两国这种国际事务，本来是我们这些大臣该做的事情，为什么皇上要把您这个亲王叫来商议？奕回答说：不知道具体情况，既然皇上召见，就必须应召。

后来有人向肃顺透露，召见奕的主意是叶赫那拉氏出的，于是肃顺对她更为不满。导致两个人隔阂加深甚至说彻底决裂的标志，是咸丰皇帝前往热河路上的换车一事。当时走得匆忙，找来的车驾十分老旧，再加上天气炎热，道路崎岖，叶赫那拉氏便承受不了，希望当时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的肃顺，能够为自己换一辆车，没想到却遭到肃顺的严厉训斥。当时肃顺反问叶赫那拉氏：“尔何人，乃思驾中宫上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