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18页）

咸丰皇帝得知英美公使先后向叶名琛和怡良提出修约的消息后，指示军机大臣“唯各国通商事宜，向归两广总督专办”，也就是说修约事宜除了叶名琛之外，所有大臣全都不得插手。而且他还谕令怡良、吉尔杭阿等有关大臣，对于公使的要求，必须予以拒绝，千万不要被他们的谬论所蛊惑。

六月九日（7月3日），英国公使包令在上海会晤江苏巡抚许乃钊，要求修改条约，许乃钊允诺包令可以向皇帝陛下奏明此事。没想到就是因为这句话，许乃钊被咸丰皇帝以办理夷务不当为由而革职，任命吉尔杭阿为江苏巡抚。

有了许乃钊的前车之鉴，除了叶名琛之外，所有人在面对三国公使时，都回避修约事宜。从六月到九月，三国公使一直没有停止修约的努力，他们先后向怡良、叶名琛、吉尔杭阿提出修约请求，从江苏到广州、香港、上海都留下了公使们的足迹，他们甚至宣称要向咸丰皇帝申诉，即使这样也没能得到些许回复。

吉尔杭阿在汇报中认为，应该再派一员钦差大臣会同两广总督妥为查办。如果洋人说得有道理，不妨就同意修约；如果认为洋人们的说法荒谬，干脆就直言拒绝。

吉尔杭阿的意思就是，皇帝陛下不要模棱两可，因为他深知如果把洋人们惹恼了，他们是会架上大炮的。但咸丰皇帝依旧是不置可否，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谕旨中就可以明显感觉到：

该抚身任封圻，安内攘外，责无旁贷，独不可折之以理，而必待钦派重臣，朕又安用汝等督抚为耶？

这就是典型的踢皮球行为了。吉尔杭阿等大臣看到皇帝陛下即将发怒，全都不再表态。咸丰皇帝也以为洋人们吃了几次闭门羹，自然就会消停下来，但是他显然低估了公使们的意志力。就在咸丰皇帝下达谕令的同一天，英国公使包令、美国公使麦莲以及法国使馆秘书哥士耆，带领三百名士兵乘军舰到达天津白河口，要求到天津或北京直接和咸丰皇帝商谈修约事宜。

在咸丰皇帝看来，洋人们此时来真是分不出眉眼高低。要知道咸丰四年（1854）的时候，咸丰皇帝正在为如何防堵太平天国北伐军而烦心不已，现在洋人们又来添乱，他的烦躁情绪又一次陡然而生。他坚决不允许直隶总督桂良出面和洋人们见面，命令桂良做好天津的防务工作。同时谕令天津总兵双锐、长芦盐政文谦先后到大沽口听取意见，指示他们面对洋人们的时候要端正态度，要不卑不亢，正确开导他们，杜绝他们对大清帝国的觊觎之心。

双锐和文谦因为有许乃钊的前车之鉴，所以面对包令等人时，都是一口回绝修约之事，搞得洋人们很是无奈。不过英国通事麦华陀倒是表现出了强硬姿态，表示如果天津官员不代奏皇帝陛下商谈修约事宜，那么以前双方所定的各项条约都算作废，列强们将重新与清政府订立条约。

值得一提的是，麦华陀是修约事件中首先提出废止条约的人，这算是一种警告，因为他知道大清帝国连修约都不同意，更谈不上重新订立条约，洋人们想要重新订立条约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开启战端。麦华陀的话其实已经是在警告清政府会再次面临战争威胁，只不过他的话说得极为婉转。同一天，文谦上奏详细汇报了谈判的经过，认为虽然前去谈判的官员已经与洋人们唇枪舌战一番，但就是无法说动洋人放弃修约。他希望皇帝陛下能够派遣钦差大臣或者谕令桂良来到天津，亲自看看洋人们到底是个什么态度，然后再斟酌如何处置。文谦的这个建议，明显是怕皇帝陛下怀疑自己在谈判过程中出工不出力，或者因为能力问题而办事不力，同时他也希望皇帝陛下能够让桂良到天津切身感受下自己的难处。

或许是委婉的武力威胁让咸丰皇帝受到了触动，他在称赞文谦考虑周全后，便谕令直隶总督桂良前往天津。不过他特别指示桂良，不要亲自出面去见洋人，一定要身处二线指挥谈判事宜。

九月二日（10月23日），桂良详细了解情况后，向咸丰皇帝奏报筹议与英美的交涉办法。咸丰皇帝担心桂良失去耐心而急躁，提醒他作为直省大吏，如果与洋人们争辩不休，丢了朝廷的脸面是要治罪的。为此他让文谦出面回绝洋人们的修约请求，这样就等于将桂良保护起来。

应该说桂良还是十分愿意为皇帝陛下分忧的，他上奏表示自己会控制好情绪，亲自出面与洋人们谈判。不过咸丰皇帝依然拒绝，而是让崇纶出面与洋人们会谈。

九月十三日（11月3日），崇纶会见英国公使包令、美国公使麦莲，在会谈中，包令针对修约事宜提出了“公使入京、准入内地、免内地税、承认鸦片合法进口”等要求；麦莲则提出“开放长江、准许在中国沿海捕鱼、准许洋人在中国开矿、在中国设立官栈囤积货物以及三年内货不出售不缴税”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