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3/18页）

既然是谈判，就肯定绕不开关于依旧被大清帝国扣押的巴夏礼等人的问题。在此之前，光禄寺少卿焦佑瀛、内阁学士袁祖希等人奏请将巴夏礼等人处以极刑，咸丰皇帝也同意这个建议，但批复暂缓执行。兵部尚书沈兆霖则持不同意见，认为如果杀掉巴夏礼等人，就意味着形势再无回转的可能，到时只有战争一条路可走，他主张用巴夏礼等人做人质，无论未来是战是和，都可以成为制约洋人的一个砝码。

现在轮到奕来面对洋人，因此巴夏礼等人的问题，就可以成为奕手中的一个筹码，也算是双方重启谈判的一个理由。

八月九日（9月23日），奕接到英法两国公使照会，要求清政府放回巴夏礼等被扣押人员，同时表示在巴夏礼等人回来之前，还不能停止战争，也不能与清政府重启谈判。而奕则认为，清政府好不容易拥有了一个谈判的筹码，断不能轻易将其放回，因此请示咸丰皇帝。当时咸丰皇帝已经远离京师，他让奕相机行事，等于将权力交给了奕。

面对英法两国的要求，奕经过慎重思考，决定还是从巴夏礼本人寻找突破口。为了显示谈判的诚意，他让巴夏利亲自写信给额尔金，其意图就是告诉英法两国公使，目前虽然暂时扣留了巴夏礼等人，但并没有虐待他们，在还未确定和局之前，是不能放回他们的。

奕明显是想利用巴夏礼等人来控制局面。而英法联军虽然在八里桥之战中获胜，但自身损失也很大，需要休整和补给，事实上他们提出释放巴夏礼等人，是在争取时间，也是在观望后边的局势，以利于做出决策。

于是双方针对放回人质这个问题，进行了反复交涉，各自在暗中也都进行着战前准备。不过英法联军还是讲究实际效果，他们的先头部队在八月十三日（9月27日）到达了朝阳门外，并不断运送来大炮、云梯等攻城器械，摆出要攻城架势。

英法联军率先出手，对清政府再次施加军事压力，但并未立即攻城，而是给予清政府三天的时间，要求必须放回巴夏礼等人，过了三天立即攻城。

奕十分清楚自己虽是皇帝陛下任命的全权大臣，而且又是皇亲国戚，但和战之间关系帝国命运，这个责任自己可是担待不起。当时奕人送外号“鬼子六”，也就是说这个人很是圆滑，在搞不清楚皇帝哥哥的想法之前，他是不可能做出决定的。于是他立即将这个情况向咸丰皇帝做了汇报。

当时身在半路的咸丰皇帝判断，如果放回巴夏礼等人，战争有可能就会避免，因此他让奕酌情办理，算是给了奕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置权。不过他也清楚京师虽然防守兵力不少，但临战经验远远不够，不如那些地方军经验丰富，为此他征调湖北荆州将军都兴阿带领马队四百人、湖广总督官文带领乡勇一千名，以及绥远将军成凯、山东巡抚文昱各自带领精兵，奔赴京师一同参与协防。

英法联军已经兵临城下，这些远道而来的“精兵”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且从客观效果来看，咸丰皇帝这种大规模调集兵力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英法两国敏锐的神经。

八月二十日（10月4日），奕再次接到英法两国公使的照会，声称三日期限已到，清政府还没有释放巴夏礼等人，看来只有用武力才能让大清帝国答应两国的条件。奕的回复是，联军只要退兵，就可以签字画押放人，而且他再次让巴夏礼亲自写信给额尔金，以证明和谈的诚意。

当时巴夏礼也确实十分配合，他写给额尔金的信件的原话是：

现在中国官员，以礼相待，暂可免战议和。

但这一次英法联军并没有理睬，而是立即向京城发起了进攻。

有人认为，英法联军没有理睬巴夏礼的信件，原因在于他们已经看透了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巴夏礼等人能不能放回这个问题，只是双方的一个缓冲，就算巴夏礼等人放回来，英法两国也不一定就能顺利达到扩大在华特权的目的，更何况他们已经知道清政府在调集兵力增加北京的防守力量。既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那就在清政府的那些精兵还没有到来前，一举攻进北京城。

从现有的史料记载看，英法联军在三天限期之后，一反他们继续发照会提条件的做法，立即展开进攻，这除了有战略性的考虑之外，还在于他们已经知道被扣押的巴夏礼等人中，已经有人被虐待致死。

如果站在对方的角度看一看整个事件，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英法联军行动的真实动机。

在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城后的10月17日，英国公使额尔金以清政府“不讲道义，不顾国际法”，将捕获的英法谈判代表十八人虐待致死为口实，照会清政府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以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