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Ⅰ 陈其美主谋杀宋谬说之流传（第9/15页）

结合雷震春给袁世凯的密呈，以及当时只有《国报》密集鼓噪所谓黄、陈杀宋这一事实来看，其背后极有可能就是应夔丞党徒依照雷震春和钱锡霖的主意而为之，目的是嫁祸于黄、陈，从而为把应夔丞由国民党势力影响下的上海移送至北京或湖北审判制造舆论，同时转移舆论对袁、赵的攻击。因为动机不纯，《国报》所谓黄、陈杀宋的种种“案情”和“证据”，极尽猜测、虚构之能事。

四 “宋案平议”之论调

宋教仁被刺后，由于国民党人认定袁、赵为幕后主使，双方关系日益紧张，特别是宋案证据公布后，谴责袁、赵之声铺天盖地。万国改良会会长丁义华曾出面调和双方关系，孙中山、黄兴为此于5月6日致电丁义华道：“宋案发现之翌日，北京政界众口同声，指为国民党员所杀，今果如何？”他们希望丁义华能“研究真象，发为正论”，“主持公理”。[67]电文中所谓“宋案发现之翌日”，是指应夔丞被捕次日，即3月25日。所谓“国民党员”，即指黄兴、陈其美，尤其是陈其美。如前所述，3月25日上海西文《文汇报》曾刊登北京电报，称：“京内官场之意见，均以宋教仁遇害，必为其同党之人所仇杀，盖宋近来曾力主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致为同党所忌。”[68]而由前述事实来看，袁世凯政府毫无疑问是所谓陈其美主谋杀宋的构陷者之一，雷震春给袁世凯的密呈就是明证。《国报》密集鼓噪所谓黄、陈主谋杀宋，也极有可能是袁世凯方面和应夔丞党徒共同所为，或者说是袁方与应方出于不同目的联手对国民党发起的一场舆论战。幸运的是，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档案中，有更为确实的政府试图将黄、陈说成杀宋主谋的证据，这就是一篇题名为《宋案平议》的手稿。该文极力反驳政府杀宋之说，提出宋案内幕应当“求之于政府以外之方面”，其首段曰：

国民党者，中国现政府之反对党也；宋教仁者，反对党中最有力之分子也。故宋教仁在沪被刺，该党腾沸，咸疑政府暗杀，以仆政敌。而著者以冷静之脑筋、公平之理想，详加推测，窃谓政府对于在野党之野心家，当以适宜之政策，迎合大多数国民之心理，以为战胜之武器，若托徒诛锄异己，适以激成反抗。况能死宋教仁之身，而不能死宋教仁所持政党内阁之说，其又焉能人人而杀之乎？即使愚谬至此，幽燕健儿岂少荆轲、聂政之流，挟匕首南下，乘便狙击，何求不得，顾必辗转于洪、应、武数人之间，且由执政发密码、给手札，若惟恐杀人灭迹，而预为存留种种罪证也者？自非大愚，孰能为此？故著者于此案之内幕，不欲于政府方面求之，而求之于政府以外之方面。[69]

接下来著者引用4月2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及民政长应德闳宣布证据“有电”、4月28日赵秉钧自辩“勘电”，以及5月3日洪述祖自辩“江电”，相互对勘，以证“归狱政府”并无真凭实据。而后分析国民党内派系之争，指出宋教仁被刺乃黄、宋因争总理内讧所致，黄兴、陈其美是杀宋幕后主使，其词曰：

且夫国民党者，以秘密结社之同盟会为其基础而构成者也。同盟会之暗潮，又自各有派别，一为广东派，一为湖南派。湖南派中又歧为二，一为暴烈派，黄兴其代表也，一为稳健派，宋教仁其代表也。二者手段虽异，而其欲垄断政权则一。溯自清廷禅位，政府北迁，该党重要人物虽暂时蜷伏，然蹩者不忘起，盲者不忘视，璧忘鼠，鼠不忘璧，自初至终，固如一日也。惟袁氏内有全国之推崇，外有列强之信赖，总统一席，未易摇撼，故不得已而思其次。彼党之所耽耽者，厥维内阁总理，而此内阁总理之希望，无论在本党，在敌党，抑在一般社会之名誉，又不如宋。荣利之途，两贤相厄，于是互怀嫉视，自为抨击，其来久矣。不然，沪宁车站黄兴与陈其美同在，何乃武士英之手枪有眼，而惟死一宋教仁乎？盖应夔丞者，陈其美沪军都督府之谍报科科长也，陈其美者，又党黄以攻宋，而素以暗杀著称，陶成章之死，徐宝山之死，论者皆窃窃然疑之者也。灰蛇之迹，雪鸿之爪，精以求之，思过半矣。谓余不信，请俟异日应夔丞供词之发表。[70]

这便是袁世凯方面“求之于政府以外之方面”所得的结果。其基本观点与《国报》所造谣言并无二致。这篇文字开头一段中“著者”二字之“著”，系由“记”字涂改而来，由此可知，该篇文字撰者，很可能是一名记者。但该篇文字既然以稿本形式保存在官方档案之中，则该记者应为御用记者。当然，也不能排除该篇文字为政府中人以记者名义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