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Ⅰ 陈其美主谋杀宋谬说之流传（第13/15页）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87]

杨奎松教授解释道：“‘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这十六个字不恰好反映出于右任为老友冤死而又不能直言的锥心之痛吗？当时国民党人已经把矛头指向了袁世凯手下的总理大臣，如果真是袁氏或北方所为，身为国民党人的于右任，又有什么不敢直笔而怕人戮的担忧呢？”[88]

然而，事实却是，在1913年4月13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举行的宋教仁追悼大会上，于右任发表了如下演说：

今日追悼宋钝初，实在是追悼民国全体。钝初为（民）国伟人，故暗杀钝初略为暗杀民国全体。诸君要看“燬宋酬勋位”五字，可见杀死宋钝初的，就是给人勋位的这个人。这人既不惜用其暗杀手段以反对共和，破坏民国，为我们万难容忍。[89]

有权力授人勋位的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而非国民党，可见于右任实际上是将暗杀主谋指向袁世凯。不仅如此，宋教仁出殡时，于右任还用“骚心”的化名写了如下一副挽联：

我不为私交哭，我不为《民立报》与国民党哭，我为中华民国前途哭；君岂与武贼仇，君岂与应桂馨及洪述祖仇，君与专制魔王余孽仇。[90]

这难道不是依然将暗杀主谋指向最高当局吗？于右任没有明确点出袁世凯或赵秉钧的名字，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或许有某种程度的“不敢直笔而怕人戮的担忧”，眼前发生的宋教仁被刺案不就是“直笔”而遭“人戮”的活生生例子吗？但这个“人”，显然不是革命党自己，而是政府当局。可见，于右任实际上是在借老友之死控诉袁世凯的独裁专制统治，这才是“直笔人戮”的准确内涵。同样，如果有人明知暗杀主谋来自政府，却“曲笔”讳言，不予揭露，那就应该遭受“天诛”。这实际上又是于右任借老友之死诅咒那些独裁政府的支持者。

宋教仁被刺后，包括于右任在内的国民党人很快就将矛头指向袁世凯、赵秉钧，虽然诸多证据表明，袁、赵并没有主谋刺宋，但无论如何无法由此推导出宋教仁为其革命同志杀害的结论，没有任何一条可靠证据支持这一结论。事实上，暗杀宋教仁的主谋依然来自政府，就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是洪述祖擅自唆使应夔丞刺杀了宋教仁，这是有大量确实可靠的证据支持的。袁、赵虽然并非刺宋主谋，但如本书前所论述，他们与洪、应有着复杂关系。刺宋案发生后，袁为了避免案情冲击其竞选正式大总统，不仅放走了洪，而且阻止赵出庭应讯，这就使袁、赵百余年来一直难以摆脱嫌疑。

[1]《北京电报》，《民立报》1913年3月24日，第3页。

[2]微中：《独惜乎苦了遯初》，《亚细亚日报》1913年3月22日，第1页。

[3]《西报对于宋教仁被刺之推测》，《神州日报》1913年3月27日，第4页。

[4]《应桂馨家屋之搜查》，《民立报》1913年3月26日，第10页。

[5]《一塌糊涂之刺宋案·凶手密讯中之种种消息》，《亚细亚日报》1913年3月29日，第2页。

[6]《渔父案志·凶器之鉴定》，《新纪元报》1913年3月30日，第2页。

[7]《关于宋教仁被刺案之种种》，《大公报》1913年3月30日，第4页。

[8]《一塌糊涂之刺宋案·应夔丞与洪述祖之关系》，《亚细亚日报》1913年3月29日，第2页。

[9]《渔父案志·洪述祖与应夔丞之关系》，《新纪元报》1913年3月30日，第2页。

[10]无妄：《闲评二》，《大公报》1913年4月2日，第2张第1页；《关于宋教仁被刺案之种种》，《大公报》1913年3月30日，第4页。

[11]梦幻：《闲评二》，《大公报》1913年4月3日，第2张第1页。

[12]《详志洪述祖之历史》，《顺天时报》1913年4月2日，第1页。

[13]《西字报大造谣言》，《民立报》1913年4月4日，第9页。

[14]《关于宋案之种种要闻·陈英士之坦然》，《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4月3日，第2页。

[15]《国民党哀悼宋教仁大会之情形》，《顺天时报》1913年3月31日，第2页。

[16]《上海程都督应民政长来电》（4月26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17]《京师高等审判厅刑事判决》（七年控字第二二四号，1918年12月2日），王建中：《洪宪惨史》，第86页。

[18]《西字报大造谣言》，《民立报》1913年4月4日，第9页。

[19]《沪军都督府各部职员表》，《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07—309页。

[20]《第一件 张绍曾寄应夔丞信两纸信封一个》（1912年9月17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