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国民党应对宋案的惨痛教训（第6/6页）

由于主持广东、湖南等省军事的国民党人“多同意黄的意见”，孙中山等人只好暂缓起兵讨袁。[184]国民党内稳健派和激进派的分歧，实际上为袁世凯及其支持者提供了攻击的口实，也招来了各种谣言。国民党被其反对势力描绘成潜谋不轨，试图借机发动“二次革命”，造成南北分裂，乃至主张法律解决最力的黄兴被说成鼓吹南北分裂的始作俑者，以致连原立宪派的张謇也看不下去了，于5月14日致函王铁珊、孙毓筠，为黄兴辩护，说：“自宋案发生，闻者骇愕，走在沪时……两晤黄君，论及宋案而愤恨则有之，实未尝几微有南北分裂之见端。窃疑国民党人或者假以为职耳，黄君未必有是言。”[185]尽管事实上，造谣者主要来自北方，如《国报》就曾载黄兴造反、柏文蔚造反、李烈钧造反各节，“情词荒诞，阅之骇然”，以致“神人共愤”，袁世凯不得不下令查办。[186]但不容否认，如果没有国民党内的意见分歧，对手很难获得造谣攻击的机会。立场较为温和的《民立报》曾批评道：

南方激烈派日日说大话，其结果一无实用，徒为他人添材料而已。一为反对党构陷国民党之材料，一为上海少数商人见好政府之材料，一为北京筹备军事之材料。[187]

由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宋案受阻，国民党人又缺乏其他解决问题的手段，而袁世凯方面不仅在舆论上压倒了国民党，军事上也步步紧逼，国民党人的路子越走越窄，不得不以武力倒袁，但因实力不济，最终以失败告终。

国民党人后来对处理宋案及“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也有反思。但不论孙中山、陈其美还是谭人凤，都将失败归咎于黄兴等人主张法律解决，以致错过了讨袁时机，自取其败。如孙中山致黄兴书谓：“若兄当日能听弟言，宋案发表之日，立即动兵，则海军也，上海制造（局）也，上海也，九江也，犹未落袁氏之手。况此时动兵，大借款必无成功，则袁氏断不能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收买报馆，以推翻舆论。此时之机，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兄见不及此。及借款已成，大事已去，四都督已革，弟始运动第八师营长，欲冒险一发，以求一死所，又为兄所阻，不成。”[188]又谓：“犹忆钝初死后之五日，英士、觉生等在公寓所讨论国事及钝初刺死之由。公谓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时天仇在侧，力持不可，公非难之至再，以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至大局糜烂。文当时颇以公言为不然，公不之听。”[189]陈其美亦致书黄兴道：“宋案发生，中山先生其时适归沪上，知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也，于是誓必去之……中山先生以为，‘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遣兵调将，行动极称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且谓‘宋案证据既已确凿，人心激昂，民气愤张，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乃吾人迟钝，又不之信，必欲静待法律解决，不为宣战之预备。岂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法律以迁延而失效，人心以积久而灰冷。时机坐失，计划不成，事欲求全，适得其反。设吾人初料及此，何致自贻伊戚耶！”[190]谭人凤则曰：

最难测者事变，最易失者时机。政府而有暗杀之行为，为有史以来不多见之事，宜其不甚介意，不得议其无保身之哲也。至事变发生，人心鼎沸，乘此时毅然讨贼，安见其不能伸大义于千秋？乃悠悠忽忽，欲借法律为护符，俾得从容布置，则其取败也，不亦宜哉！[191]

这些反思实际上变成了对黄兴单方面的指责，因此并不是真正的反思，而是推卸责任。这说明孙中山等人始终没有认识到，宋案处理失败的根源，其实在于国民党人在疑袁、反袁心理作用下，对宋案本身缺乏理性研究，对袁世凯压制国民党人的手法缺乏深入认识，因此也就无法在对袁斗争中采取正确的策略。他们始终错误地认为，袁、赵主谋刺宋“证据确凿”，“曲直是非已大白于天下”，因此天真地寄希望于法律解决，而一旦法律解决无望，又缺乏其他有效的反击手段，于是武力讨袁就成为必然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