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神圣裁判机关”宣告文暗藏玄机（第12/17页）
[184]《致上海黄克强先生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185]血儿：《驳赵秉钧之通电·铁证如山尚可掩饰耶》（四续），《民立报》1913年5月6日，第2页。
[186]蔡世襄：《赵秉钧与应夔丞同谋之铁证》，《民立报》1913年5月9日，第2页。
[187]超然百姓姚之鹤：《宋案证据平议》（续），《时事新报》1913年5月5日，第1张第1页。按“超然百姓姚之鹤”此文中所引宋案证据第十件、第二十一件、第二十三件，系根据当时各报所登43件或44件证据之排列顺序，与程德全、应德闳等所刊印的53件证据检查报告排列顺序不同。具体讲，“超然百姓姚之鹤”所引第十件，即检查报告第二十八件，也就是1913年2月2日应夔丞寄国务院“冬电”；“超然百姓姚之鹤”所引第二十一件，即检查报告第四十件，也就是1913年3月13日应夔丞寄洪述祖函；“超然百姓姚之鹤”所引第二十三件，则为检查报告第五件，也就是1912年10月29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
[188]按姜桂题、段芝贵、张勋、倪嗣冲、胡惟德等被授予勋位后，长沙革命党人柳聘农等数十人曾致电稽勋局局长冯自由，表示“异常骇愕”，要求逐一宣布上述诸人“事前确在何种党会，临时光复何地城池，抑或建议画策，连合内应，及新闻杂志实行鼓吹，有无各项劳绩”。冯自由复电云：“大总统迭次所颁勋章勋位，本局概未与闻，无从宣布。”由此可见袁世凯在授勋一事上对稽勋局之无视。见《燕云惨淡使人愁·都门之鳞爪（三）·老袁目无稽勋局》，《民权报》1913年3月1日，第7页。
[189]《第二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两纸》（1912年10月24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7页。
[190]《第五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三纸附三纸》（1912年10月29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9页。
[191]《江苏都督程德全给驻沪巡查长应夔丞训令》（1913年3月17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J222-001-00002。
[192]《应夔丞致言仲达书》，罗家伦主编《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凯违法大借款史料》，第196页。
[193]《第四十件 应夔丞寄洪述祖信三纸信封一个》（1913年3月13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32页。
[194]血儿：《驳赵秉钧之通电·铁证如山尚可掩饰耶》（四续），《民立报》1913年5月6日，第2页。
[195]《致上海谭巡阅使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196]《致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197]《上海程都督应民政长来电》（4月26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按电文中夹注为手迹。又，应夔丞3月13日寄给洪述祖的是“快信”而非电报。由该信开头“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敬悉”一句可知，应函系回复3月13日洪述祖“燬宋酬勋位”来电，而非先有应夔丞3月13日函，后有同日洪述祖“燬宋酬勋位”复电。当然，也就不存在“一日内往来两电”的情况。
[198]《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1913年4月底），稿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至公：《刺宋案证据之研究》，《亚细亚日报》1913年5月1日，第1页。
[199]廖大伟：《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考析》，苏智良、张华腾、邵雍主编《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第568页。
[200]廖大伟：《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以共进会与刺宋案为中心》，《史林》2005年第1期，第65页。
[201]张永：《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第43—44页。
[202]朱怀远：《宋教仁被刺案真相考辨》，《民国档案》2010年第3期，第79页。
[203]《应夔丞致洪述祖信》（1913年3月13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3页。
[204]血儿：《驳赵秉钧之通电·铁证如山尚可掩饰耶》（六续），《民立报》1913年5月8日，第2页。
[205]蔡世襄：《赵秉钧与应夔丞同谋之铁证》，《民立报》1913年5月9日，第2页。
[206]《宋案证据披露》，《新纪元报》1913年4月30日，第2页。
[207]蔡世襄：《赵秉钧与应夔丞同谋之铁证》，《民立报》1913年5月9日，第2页。
[208]超然百姓姚之鹤：《宋案证据平议》（续），《时事新报》1913年5月12日，第1张第1页。
[209]按应欲杀宋，中间是否有个人恩怨，尚可进一步研究。曾有报道谓应夔丞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庶务长兼下关兵站站长时，“自以有功光复，骄恣跋扈。宋遯初时为法制局长，不善其所为，曾面斥之。后应夔丞落职，疑宋构陷，恨之刺骨，有‘不杀某不瞑目’之语”。既而，宋组织国民党，“独排斥共进会，不令混入”，应“尤怀怨愤”。（《宋案悬谈》，《时事新报》1913年5月6日，第1张第1版）然而，据应夔丞讲，他与宋教仁在南京时仅见过一面，“颔首而已”，两人之间并无私怨。另据时任孙中山侍卫郭汉章回忆，应夔丞“随中山先生到南京来，千方百计地把总统府庶务科长搞到手以后，更是唯我独尊，目中无人。遇有中山先生革命老友，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叫他招待，他竟对来的华侨说：‘临时大总统府倒象你们的两广会馆，只要来了，有得住，有得吃，什么都不愁。’来访问总统的华侨们便向总统反映说：‘此人万不可用，不但撤职，还要查办。’中山先生为了团结陈其美的关系，仅仅把他撤职，让他回上海去。应居然要挟总统说：侍从队四十名卫士，是他从上海带来的，应当仍由他带回上海去”。并要郭汉章下令把40人带回上海。郭不愿回上海，应竟拿了4支左轮手枪，交给4个亲信卫士，要他们找机会把郭打死。郭得知消息后报告禁卫军总司令洪承点，洪打电话给陈参军要他报告总统，总统立刻指派秘书长胡汉民处理此事。胡汉民了解情况后，“下令把四支左轮手枪没收，并传应去，大加训斥一番，教他好好改过自新”。（郭汉章：《南京临时大总统府三月见闻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95—296页）据此，曾经训斥应夔丞的并非法制局局长宋教仁，而是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在应夔丞所写革命履历中，也曾提到他担任庶务长时，“会中山兄孙眉至宁，从卅余人，径居公府，（夔丞）以窒碍诸多，强令遣出”。（《应夔丞就身史及革命时经历上大总统呈文底稿一》（1912年），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22）又说：“中山兄来，驱逐之，因带人有三十余人之多。”（《应夔丞就身史及革命时经历上大总统呈文底稿二》（1912年），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6）照此看来，郭汉章的回忆比较可靠，应夔丞并未受过宋教仁面斥。又据《胡汉民自传》云：“庶务长沈〔缪〕某，自称内务大臣，招摇于外，又强役民间车马，不予值，余执付江苏都督庄思缄诛之。继者为应夔丞，兼卫队长，渐跋扈。余欲并诛之，先生（指孙中山——引者）不可，乃褫其职，而以朱卓文代。”（《胡汉民自传》，中华书局，2016，第100页）此亦可证与应夔丞关系不睦的是胡汉民而非宋教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