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构陷阴谋未果洪唆使应对宋“乘机下手”（第5/5页）

需要指出的是，洪述祖转而产生杀意，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或许是欢迎国会团经过三个多月的纷纷扰扰，渐归沉寂，也使他不得不另谋对待国民党领袖的办法。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曾于2月底在香港的一次演说中提到，有人问他欢迎国会团有无势力，梁回答说：“此系三五人把持，必不足为国会碍，现各省国会议员抵京者已有二百名外，广东也已到七人，正式政府必不致改期。”[148]一般舆论也认为：“该团体声焰虽炽，然其实绝非有力团体，不但革命巨子与该团无涉，且该团主义万难贯彻，势力渐归弩末。其中实状，早为明眼人窥破，故政府召集议员，组织议会，夷然进行，毫无窒碍。”[149]洪、应二人原本欲借政府欲解散欢迎国会团之机，操弄宪法起草，并损毁国民党领袖声誉，从而向中央索取30万元报酬，现在该团既然“势力渐归弩末”，甚至其发起人都向中央投诚，而二人又无法搞到所谓“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因此不得不“于所图略加松劲”。但洪述祖显然不想放弃谋利机会，因此他很自然地想通过别的手段谋取利益，杀宋之意由此发生。

另须指出的是，应夔丞在受审时将“邓”说成邓良财，似有防止法官将“除邓”与“杀宋”关联之意，因应夔丞口中之邓良财为一武人，而宋教仁为国民党之思想家、活动家，两人差别实在很大，很难让人把二者联系起来。洪述祖则在1918年受审时，一方面将3月6日函说成是已经死去的赵秉钧授意，企图卸责于赵，掩盖其造意杀宋的事实；另一方面又称自己忘了“邓”之名字，回避应夔丞所谓“邓”即被徐州军官“捕杀”之邓良财的说法，以免法官由“除邓”联想到“杀宋”，其做法与应夔丞可谓异曲同工；洪甚至莫名其妙，将“邓”说成一“州官”，故意扰乱法官视线。[150]洪又说：“其‘激烈之举’者，非武力之激烈，亦系用文字鼓吹之激烈。”[151]试图否认“邓”为被杀之武人邓良财，却不料弄巧成拙，暴露出“邓”之激烈乃“用文字鼓吹之激烈”，然则非指《中华民报》邓家彦而谁？这样一来，“除邓”并“登其死耗”于《民强报》，不就是暗示要“杀宋”吗？京师高等审判厅1918年对洪述祖的二审判决，虽然采用了应夔丞的供词而未确认“邓”为邓家彦，但也指出：“‘邓’字既系邓良财，且死于被杀，洪述祖以之引譬‘激烈之举’，其为教唆应夔丞以‘除邓’之法除宋，事实已属明确。”[152]应该说这样解释基本还是正确的，未为洪述祖之诡辩所迷惑。[153]

宋案发展至此，毫无疑问，案情开始发生重大转折，由构陷“孙黄宋”，特别是构陷宋教仁，开始转向对宋“乘机下手”。洪述祖作为杀宋造意人确定无疑，他在3月6日函末要求应夔丞转嘱《民强报》“逐日”寄其一份报纸，意思就是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将要密切关注该报何时会登载宋教仁“死耗”了。宋教仁的命运如何，接下来就将取决于应夔丞如何回应洪述祖3月6日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