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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赵构的心理，宗泽觑得分明。但不管怎么说，这总算使得赵榛拥有了名正言顺的统兵身份。能够争取到这一步，在目前来说已算很不错了。

但欲完成救国大业，非倾举国之力不可。朝廷不真正下这个决心，任何人也无力只身补天，充其量只能奏局部之功，这个前景显而易见。所以，自打宗泽就任汴京留守时起，就把争取赵构回銮视为了头等大事。现在，他觉得这事更是需要努力抓紧了。因为，就在这个亟须唤起全国民众为拯救民族危亡而战的关键时刻，在朝廷中居然发生了与此目标全然背道而驰的重大变故。

八月十八日，也就是宗泽在汴京平叛后的第三天，在赵构朝廷中为相仅七十五天的主战派中坚大臣李纲，因其精心策划的一系列收复中原大计屡遭否决，怀着事无可为的极度失望愤然辞职。随后，与李纲持相同政见的尚书右丞许翰、左正言邓肃等官员亦被相继免职。更有甚者，敢于仗义执言的太学生陈东和布衣文士欧阳澈，竟因坚决反对罢免李纲而被当众处斩于应天府市区中心的龙兴寺前。

这些消息传至汴京，激起了宗泽的极大义愤。如果不能阻止这股逆流继续发展，他在汴京所做的一切努力，便将统统付诸东流。因而在这段时间里，为了争取、敦促赵构回銮，他亦是费神甚巨。

宗泽为此所采取的主要措施，首先就是一再撰写奏章，陈述利害。在宗泽镇守汴京的一年之间，这种奏章反复呈交朝廷者多达二十四道，史称《乞回銮二十四疏》。但因朝政被黄、汪等心地阴暗、持不同政见者所把持，这些奏章中的相当一部分，根本就未呈至赵构手上。

请求朝廷还都，就必须为朝廷提供一定的还都条件，最起码，要能保障朝廷的安全方可。这个问题很实际，但解决起来不容易。朝廷没打算去做这个努力，这副担子只能由宗泽独自来承担。宗泽带领汴京军民，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使汴京的城防面貌，得到了彻底的改观。后来金军再度猖狂南犯，因知汴京的城防体系已今非昔比，竟宁可绕道奔袭，也没敢直接来啃这块硬骨头。遗憾的是纵使宗泽做到了这种程度，到底也没能唤得朝廷回头。

此外，宗泽还甘冒抗旨之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中，坚决地粉碎了朝廷与金邦的媾和企图。其中的一个重大举措，便是公开处决金军奸细牛亨吉。

牛亨吉因在宋境中从事非法活动被宋军捕获后，金军曾一再向宋廷索人，赵构为保留与金邦议和的余地，亦曾一再指示宗泽，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让宗泽将其放归了事。但宗泽一直顶着没办。因为牛亨吉根本就不是什么来使，而是刺探大宋军机的间谍。何况这厮进了大牢仍不老实，竟然想策反看守谋求越狱，这就更是罪加一等，理应依法处决。

当然，这一刀下去，就等于向金人下了战书。下了又怎么样，你不下战书，他就不来打你了吗？照样要打。那就不如干脆立足于以牙还牙。本着这一立场，宗泽决定，不管赵构恼火也好，降罪也罢，为促使朝廷奋起抗战，必须拿这个金军奸细开刀。

于是，在方才举行的临风寨抗金联军誓师大会上，牛亨吉便被当众祭了旗。

宗泽明白，将来自己必定会因此而付出代价。付出就付出吧，七十来岁的人，他还怕什么？他还有什么代价舍不得付出？

回顾这段时间里完成的许多事务，连宗泽自己也颇有几分惊讶。他深感岁月的长短，生命的分量，有时真是不能单纯以时光的多少去衡量。

目前的宋朝面临的局势依然严峻，但汴京地区的防卫情况，已与三个月前呈现了极大的不同，已足以雄赳赳气昂昂地摆开战场，与野心勃勃的进犯者见个高低了。宗泽为此感到很欣慰，很自豪。他认为在未来的史册上，这一笔，是任谁也抹杀不掉的。在宗泽的心里，这比朝廷的任何嘉奖和赏赐，都要可贵得多。

面对着苍劲的夕阳秋色，宗泽不禁暗自嗟叹。太阳落山，明天会照常升起；秋木经霜，来年会再萌新枝，但是人的生命，却是不能再来一回。人生太短，机会太少，而无奈太多，遗憾太多。这大概是世上的所有的有志之士，濒临暮年时所具有的共同感伤。

不过，这种感伤此刻只是在宗泽胸中一掠而过，代之而来的是立即投入新的战斗的冲动和激昂。他估计，顶多再有两三个月，金军就将再次兴兵。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大仗恶仗，还有大量的备战工作要做，现在他没工夫叹息。

人生七十古来稀，他知道，他的生命旅程将至尽头，更多的夙愿是没有实现的可能了。他现在的唯一愿望，就是抓紧此生最后的机会，为国家的中兴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使自己的生命如同天边那轮血色残阳，在隐没于山河之前，再焕发出一道瑰丽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