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藩镇平服（第6/7页）

那么为什么当大唐帝国的历史演进到李纯这里时，他能完成曾祖李豫、祖父李适、父亲李诵没能完成的任务，使得藩镇之祸能够被平定呢？这是历代研究唐代历史的人颇为感兴趣的问题。

其实，李纯平定藩镇成功，脱离不了两样东西，一是历史条件；二是个人品格。

先说历史条件。

李纯即位之初所面临的藩镇形势与代宗李豫、德宗李适在位时期大为不同。

对于这个问题，清代的王夫之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李纯在位的元和年间与李豫、李适在位的广德、贞元年间，藩镇的“势”，已经有所不同。在他看来，安史之乱的失败并不是朝廷的功劳，而是因为安、史发生内乱导致实力大减，而朝廷是坐享其成。不过安、史虽败，但藩镇的根基并没有被动摇。

前边我们详细分析过李豫之所以姑息安史降将，最终导致河朔三镇形成的具体原因，应该说这是大势使然，并不是因为李豫软弱。但到了李纯的元和年间，这种大势有所改变，曾经与安禄山、史思明共同造反然后割据一方的强将已经逐渐死去，取而代之的是儿子世袭制，但显然这些儿子们不如他们的那些老子们，或者是纨绔子弟，或者沉溺于酒色，其部将们也全都不再像最初那样忠诚，而是心怀异志，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富贵行事。这样一来凡是叛逆的，朝廷只要征讨，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如李锜、杨惠琳、吴元济之流；或者是完全忠于朝廷的，如田兴。

王夫之“势”的观点虽然比较抽象，但他却点出了六十余年来藩镇内部人员构成的一些变化，看出李纯和李豫、李适时代不同的历史条件，还是比较精准的。

当然，任何时代都有其传承性，李豫、李适时代的诸多方面改革也为李纯平定藩镇创造了条件。虽然李豫、李适时代未能解决藩镇割据的问题，但他们为了解决藩镇问题在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所实行的一些措施，为李纯提供了平定藩镇的条件。

从经济角度来看，李豫、李适时代承天下大乱之后，朝廷的财政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百姓逃亡尚未归复。李豫时代为了解决财政问题重用刘晏整顿财政，后来又重用杨炎实行两税法，使得到了李适时代，朝廷财政收入达到一千三百万六千七十贯，而且盐利还没算在内，比李豫在位的大历末年税收增加一倍。据后来元和年间的宰相杜佑所编的《通鉴》记载，实行两税法后，朝廷每年可以收到税收三千万贯。元和初年，虽然税收已经无法达到帝国黄金时期开元年间的五千万贯，但比之安史之乱后及两税法实行初期，税收还是增加不少。尤其是李适在财政和资源积累问题上，充分吸取了当年对藩镇战争中朝廷财政匮乏的教训，不惜以各种手段来加强朝廷的财政力量，所以到了李纯的时代，朝廷财政有了基础保障，因而能够凭借祖父李适积累下的财富（因德宗府库之积），进行征讨藩镇的战争，并最终取得胜利。

从军事角度来看，李豫、李适时代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曾发动多次征讨藩镇的战争，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虽然取得过胜利，但割据形势一直存在，不过在战争中朝廷也积累了军事经验，那就是始终要有一支强大的由朝廷直接指挥的军队。为此，朝廷成立了神策军，到了李适晚年时，朝廷直接控制的神策军多达十五万人，朝廷能在任何时候都有自己的军事力量，而不仅仅是依靠其他藩镇，这也为李纯时代征讨藩镇提供了强大的保证。

历史为李纯讨平天下藩镇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机遇，但如果没有李纯个人对机遇的把握，没有他个人杰出才智的发挥，藩镇平定也不可能成功，总的来看，说李纯是中兴之主确实很恰当。

李纯自始至终一直坚持“以法度裁制藩镇”、一统天下的坚定信念和果断意志，虽然其间因为客观原因产生过退缩，但那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但讨平藩镇的想法李纯始终掩埋于心，从即位伊始李纯就将“举贞观、开元之政”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将平服天下藩镇、重振大唐帝国国威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十几年里孜孜以求，从未懈怠，在顺利的情况下能一鼓作气，在不顺利的情况下努力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和方针，并随时纠正失误。

纵观李纯“以法度裁制藩镇”，大体坚持先远后近、先易后难、先招抚后用兵、先重点后一般的方针。当然其也有失误之处，如元和四年（809年），不待淮西即将出现的替代良机，急于决策征讨成德，招致官军受挫；后来征讨淮西组军又太杂，致使兵力分散，西线三易统帅效果皆不佳，导致屡次失败。然而李纯的可贵之处在于，一旦发现决策失误，在多数情况下，能够不失时机地予以克服和纠正。例如，第一次征讨成德官军失利，李纯利用拘捕卢从史之机及时罢兵；征讨淮西，一旦发现任命将帅不当，立即予以调整，最终发现了李愬这样的良将。第二次征讨成德在不顺利的情况下，李纯不惜放下自己的尊严，接受大臣的劝告再次罢兵，这就说明成功的战争指挥者，并不在于他完全不存在失误，重要的是他能够从失误中吸取教训并予以及时的纠正，进而获得最终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