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贞元治乱（第10/16页）

对于这些未知的问题，让朝官们采取了隐忍的态度，可是就在朝官们寂然无声时，卫次公突然高声说道：

“太子虽然有病，却是先皇的长子，身居储君之位已经20多年，朝廷内外早已归心，如不继承大统，有违礼法，就算是万不得已时，也应该立太子的长子广陵王（宪宗李纯），如若不然，天下必定大乱。”

卫次公看出了苗头不对，立即将话挑明，同时也在告诉宦官即使不是李诵即位，也应该是李诵的儿子即位，绝不能出现其他人。

“对！太子确实应该继承大统！”

“是啊！太子才是不二的人选啊！”朝官们见卫次公带头讲话，便纷纷附和，宦官见朝官们意见统一，于是不再坚持，李诵继位终于成为定局。

在皇位继承人这个敏感的问题上，无论是谁那个时候都不能随便发表意见，因为这牵涉到各方的利益以及诸多人的前途。我坚信宦官当时说继承人还没有最终确定，绝对不是信口开河，事实上关于李诵的即位问题，是一桩历史谜案，倒不是纠结李诵究竟是不是合法的继承人问题，而是宦官当时说继承人未定，一定是有幕后推手，也就是究竟是什么人在商量想剥夺李诵的皇位继承权？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分析当时各种政治势力，看看哪种势力可以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第一种势力：宦官。

李适去世时掌握神策军左右中尉的是宦官杨志廉和孙义荣，孙、杨二人属于“固宠骄恃”式的人物，之所以能够掌握禁军，完全依靠两个人对李适的不断献媚，并没有什么政治才能，真正有些政治才能，并且掌控诸多宦官的是俱文珍。

俱文珍忠于李适这毋庸置疑，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野心，显然以俱文珍的脑子完全能够意识到，太子李诵接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自己并没有拥戴之功。而且李诵即位后，先皇宠信的宦官还不知道会是个什么前程，所以从宦官的角度来讲属于前途迷茫型，这股政治势力对李诵的即位，应该是抵制的态度。

第二种势力：后宫

李适的皇后王氏，也就是太子李诵的生母早在贞元二年（786年）即去世，当时主掌后宫的是韦贤妃，据《新唐书•德宗贤妃韦氏传》记载：“帝宠重之，后宫莫不师其行。”可见韦贤妃在后宫中属于说一不二的人物，从她的封号来看，韦氏应该是比较贤明的，但这只是皇后王氏去世后，她成为后宫唯一主宰后的表现。事实上在王皇后活着的时候，韦贤妃不断和王皇后争宠，如果不是因为她无子，皇后的位置还不知道会落到谁的头上。

现在太子李诵即将即位，这对于韦妃而言无疑会是致命的打击，而且从其结局来看，在李诵即位后，韦贤妃请求到李适的陵园侍奉其神灵，这在唐朝的后妃中是独一无二的。白居易在他的诗作《新乐府•陵园妾》中写道：出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只要进入陵园，实际上等于被幽禁。

显然韦贤妃当时已经预料到如果李诵即位，自己绝不会有好下场，所以她这一派由于自身实力有限，相比于宦官而言，属于坚决抵制型。

第三种实力：诸王

太子在继承皇位的道路上，最大的竞争对手便是诸多王子，当时诸王中最具有竞争力的当属舒王李谊，这位在泾原兵变中为李适在前开道的王子，是颇具才能的。而且李适曾经还动过想立李谊继承大统的念头，这对于李诵而言无疑是摆在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但从李泌力保李诵的态度来看，李谊虽然才能俱佳，但因为身份的原因，在朝臣中并没有根基。

不过在朝臣中没有根基，并不等于没有竞争力。因为当时左右政局的并不仅仅是朝臣，如果舒王李谊即位，对于韦贤妃而言最为有利。而李谊想要即位，又必须借助掌握禁军的宦官一派，在我看来，和后宫、宦官两种政治势力相比，李谊不仅是抵制型，更是主动竞争型。

可以说当时除了朝臣一派是李诵的坚决支持者，宦官、后宫、舒王李谊对李诵即位都有抵触心理。如果说这三个派别当时可能想采取联合，也并非危言耸听。这三种势力一旦成功结盟，无疑将会为李诵即位制造出大麻烦。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宦官、韦贤妃和李谊已经看到了李诵即位会影响本派的政治利益，那他们应该立即联合才对，为什么在起草遗诏时，卫次公的高声辩解，居然会让李诵成功即位，难道真的只因为李诵是合法的储君吗？如果是那样人类历史上就不会出现一次又一次的血腥争夺皇位事件，例如玄武门之变。

仔细阅读史书，我们可以从史料上找到些蛛丝马迹，那就是上述三个派别在对待李诵即位的问题上，确实有过联合之意，但从结果上来看，并没有付诸阻止李诵即位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