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平乱之后（第10/11页）

李豫当时作出这个决定本身源于一种复杂的局势，当然还有他那复杂的心态。可以说，对河朔三镇的纵容中既有形势所迫，也有其性格使然。

从形势上来看，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大唐帝国已经元气大伤，失去内重外轻的军事态势，兵力布局被打乱，西北边防空虚，如需要彻底根治安史旧部的残余势力，仅仅依靠帝国自身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借助回纥等西北胡族的兵力，但在平叛的过程中，回纥部族虽然作战勇猛，但他们同样表现出了野蛮的习性，不仅在长安大肆烧杀抢掠，而且损毁宫殿，胡作非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帝国的利益，这一点李豫深有感触，所以从李豫内心来讲，随着叛乱的渐趋平定，是不想再继续引狼入室的。

不借助回纥等部族的兵力，就无法采用武力手段彻底剿灭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要知道人家虽然名曰残余势力，但手中的兵马和武器并不残缺，所以摆在李豫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招降收编。

但李豫清楚地知道，他准备招降收编的这些人可不是那些市井无赖，随便发个告示，把对方哄进京城，然后给个官做就万事大吉的。招降这些人的前提首先必须是不能损害对方原有的利益，在那些安史旧部看来，他们最担心被损害的利益，就是失去已经占领的地盘和军队，如果李豫处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再起战乱，所以李豫只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已经形成的格局不变。

而且当时摆在李豫面前的还有吐蕃这只老虎，在安史叛乱刚刚平定时，吐蕃人便挥师前来，最终迫使李豫放弃长安逃往陕郡。当时连战略眼光独到的郭子仪也上疏李豫，认为吐蕃、党项部落虽然属于蛮夷，但因为地理位置特殊，且民风彪悍拥兵甚重，对于他们的入寇，绝不能掉以轻心，应该做好长期防御的准备。

而要想长期做好防御准备，首先内部必须要安定，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可以说李豫之所以姑息安史叛军，顾忌吐蕃这个外敌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针对上述这些现实处境，李豫为当时深处动荡的大唐帝国制订了一个战略计划，那就是在根除安史叛军残余势力尚感力量不足之时，暂时姑息安史旧部，并对仆固怀恩和河朔的骄兵强将暂时实行两个方面的妥协以求平稳。在李豫看来，只要保持住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对外专心防御吐蕃、回纥、党项等部族，进而稳住帝国的整个局面，然后再励精图治，待到帝国恢复元气后，再一点点地根除安史旧部的隐患。

其实，当时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供李豫选择，一边是一触即发的战乱，一边是使用隐忍换取暂时的和平，但未来却有更大的空间去清除隐患，我想无论是谁都会选择第二条路径。

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河朔三镇会形成，为什么仆固怀恩会叛乱那么久而不倒，为什么吐蕃人在撤出长安后，李豫没有继续组织反击，其实这一切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我相信在面对这种局面时，李豫的内心一定是苦闷的，因为这与他内心的期望实在相去甚远，但面对依然深陷困境的国家，李豫又能怎样呢？

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隐忍，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妥协，但李豫始终没有丢掉恢复太平盛世的理想，只是历史在他完成使命后，并没有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河朔三镇居然成为了大唐帝国后期祸患的一个源头，我想李豫如果在天有灵，定不会瞑目。

或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局限性！

从性格角度而言，李豫虽然具备仁慈之心，但很多时候也表现出左右摇摆的态度，如从重儒遵道到独崇佛教，最后又重新归于儒家实行仁政，就可以看出李豫在某些时候对自己所走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坚定。

在李豫之前，李唐皇族崇信道教，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虽然也有少数人（如武则天）信仰佛教，但基本上都是佛道二教并重，并没有偏向哪一方面。

但到了李豫这里，情况出现了另一种变化。

在大历二年（767年）之前，李豫和他的先辈们一样，特别喜好儒道，专习《礼》《易》，崇尚仁孝。

可是从大历二年开始，随着元载、王缙等人逐渐被重用，李豫的行为方式开始发生变化， 尤其是元载进入宰相班子后，李豫忽然间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元载和王缙都是佛教的狂热信奉者，在鱼朝恩被清除之前，元载一直都是李豫的宠臣，所以李豫对佛教产生兴趣不能不说与元载的影响力有很大的关系。但由于性格偏软的原因，从元载被重用的那一天起，李豫就对佛教陷入了一种非正常对待的状态，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进而在随后的几年中出现由于佞佛过度，朝臣争相效仿，以至于政事懈怠，朝纲开始出现些许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