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第6/12页）

作为镜湖茶谈社重要会员的何树龄，是康有为的早年弟子，曾十年馆于康家，与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为兄弟之交，同居十载，抵掌对足，穷极论议，故于中外之故、天人之理，亦无不究焉”。[65]1896—1898年，正值康广仁负责与谢缵泰联络两党合作事宜，何树龄显然是知情人，曾代表维新派致函孙中山，表达群贤公意。孙中山与何树龄似也相识，说：“彼胆小心细，弟深知此等之意非彼一人所敢言也。”宫崎寅藏问其是否参与1895年广州起义，孙答道：“未与。彼无此等胆略，但甚有心耳。”[66]

作为两派的中介，张寿波后来继续与革命派联系。1900年6月17日，孙中山抵达香港，原计划与刘学询、李鸿章等人协商组织广东独立政府，在所乘坐的法国轮船“烟迪斯”号旁的一只舢板上，兴中会干部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谢缵泰和平山周等人会见，并开了一个钟头的会议。与会者中赫然有张寿波的名字。会议一方面传达日本政府答应支持的信息，一方面决定开始积极进行武力反清的准备。[67]关于后者谢缵泰没有提供详细内容。据冯自由称，包括惠州发动、广州起事及暗杀、饷械接济等项准备及相应的人员配置。[68]如此机密的军事行动计划，不是核心骨干成员，决不可能与闻其事。

第四节　参与革命

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与革命党的关系也相当深。廖平子说该支部标明宗旨“为联络中、日、韩三国人士感情，实则以测绘地图，侦探军情，联络同志，勾通绿林为事”。除日本人外，邓荫南、苏绰南等人参与其事。“是时工作颇忙，因先后影绘虎门、黄埔诸险要及各衙署形势甚夥，联络绿林计划。”[69]此说确有所据。东亚同文会干事井上雅二日记称:

邓荫南在省城附近，是福字军的哨官，另外，在河南缉捕里有他的同志。他率领着约九十人。林信贤、吴苏[义、羲]如，都在省城。此外，有一个英国人名叫莫克鲁克，他是孙的人。上述三人都是原来由原江[口]闻一介绍给平山等的。有人说他们是已与官兵联络好了，实际上是不确切的。[70]

邓荫南、苏绰南、吴义如均为孙党，庚子与史坚如筹划在广州起事暗杀，策应惠州起义，苏负责运送军械，吴负责运动防营士兵反正，邓则总司其责，策反军队，联络绿林。据说原口闻一还和兴中会员一起往见刘永福，说以种族大义，请其归附帮助。刘答应赞助。[71]英国人即摩根，1896年与孙中山相识于伦敦，1899年来华，来往于省港间，协助邓荫南、史坚如诸人办事。[72]1900年6月，曾随孙中山前往南洋。[73]田野橘次在《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一书中提及摩根，将他与宫崎寅藏相匹配。

廖平子又称:

时会员朱通儒、杨肖欧，文士也，谓谋思潮广布，须藉宣传，遂开办旬刊，名为《嬉笑报》，自为主笔，而嬲原口闻一为社长。讵《嬉笑报》一出，即为清吏侧目。盖报虽以嬉笑为名，藉免纵谈时事之嫌，但嬉笑之甚，更有过于谩骂者。遂以毁谤朝政，莠言惑众为罪，派兵围宝庆新街会址，幸党人已闻风遁去，只余二三日人，清吏无奈，牒请日本领事，将原口闻一逮解出境，勒令东亚同文会解散。[74]

杨肖欧为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的助理笔政，后来又负责附设于《中国旬报》的“鼓吹录”，“专以游戏文章歌谣杂俎讥刺时政”，“是为吾国报纸设置谐文歌谣之滥觞”。朱通儒和原口闻一则经常到《中国日报》社谈论。[75]井上雅二称朱通儒“与省城附近的有志者、壮年有志者以及武官有所联系”[76]。据井上雅二《支那に於ける新闻事业》记：“《东华报》上年发刊，《嬉笑报》起后不久，即被停刊。”[77]

朱、杨二人与《东华报》创办人朱淇关系极深，一是其亲侄，一为其门人。而朱淇原是兴中会员，曾参与1895年广州起义密谋，因其兄告密，为其他会员追究，脱离会事，改取缓进主义。[78]他先后在广州办《岭学报》《岭海报》，又与香港《通报》合作出版《省港通报》，支持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暗中与革命党的联系仍多。1899年5月陈少白筹设《中国日报》时，曾打算接手香港濒临倒闭的《通报》，该报据说亦由朱淇的门人主办。[79]朱的门人杨肖欧先后随其主《岭海报》《省港通报》笔政，《嬉笑报》“抉时政之缺失，嘻笑怒骂，文字诙谐”，被认为是广州报纸诙谐文字之始。《中国旬报》附设的《鼓吹录》从人脉到形式、风格、旨趣，均与之一脉相承。《东华报》被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视同机关报，则通过朱淇等人的关系，广东支部容易联络革命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