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议会第三章中国议会（第8/26页）

唐才常的这一意见，与梁启超、汪康年的主张大体一致。只是后者更加偏重于各省自治，对于建立统一的南方政府心存顾虑。1900年4月，梁启超分别向康有为和孙中山进言，说服他们同意借勤王以行民政，举光绪为总统，并预防光绪万一不讳。汪康年认为推名人为总统的办法难以实行，其实在唐才常等人的计划中，名义上固然与康有为的主张不相冲突，实际只不过遥奉光绪为尊，重心还在经营长江流域六省自立政府。梁、唐、汪的政治倾向激烈程度有别，对于他们而言，希望政府能够顺应形势，主动改革，无疑都是首选。除非万不得已，他们不会选择与政府公然对立甚至推翻政府的立场。但戊戌至庚子清廷的种种倒行逆施，不仅将趋新士绅逐一推向反面，而且令清政府自己走向崩毁的边缘。于是士绅不得不在朝廷政府与国家兴亡之间作出选择。像汪康年这样惯于结交九流者，政治权变远较一般人的幅度为大，不可以坐而论道者视之。

汪康年等人不仅参与制定联合民间私党武力变政的计划，而且积极实行。国会一成立，即“不断接受带兵的官”[77]。7月29日会议后，汪立即派人到扬州运动联络民间武装。最初计划争取盐枭徐怀礼[78]，后因其“近日举动皆官气（此与我辈之宗旨反对矣），大为彼辈所垢，刻下与邵伯镇之私枭有交讧情事，其党羽皆有涣散之心，此人绝非我辈药笼中物也”[79]，遂转而运动其他方面。

为了迅速打开局面，所派之人提议：

一、以实利办下交，“必须本会有一定凭及利益何如，方足以鼓动众心，使为我用，否则樽酒往还，中无实在，徒贻耳目之累，无裨爪牙之用”。因为“寻常之招集联络甚易，而欲其临时必为我用，必平日以利结之，方可得其死命”。

二、“文必己出”，“若以他人之文使为我用，其难与自撰无异，而流弊滋甚，自主无权，我有可以自立之道，则比比者皆为我之犄角，否则空为大言，求为彼隶卒且不录，遑言其他乎！”

三、要求“本会同人派一干练之员，驻镇江以通扬、沪消息，又宜赶紧编排隐语暗码”，并加速筹款。[80]

汪康年本人还准备亲赴镇江、扬州办理各事。不到半月，扬州的下交之事“颇得大凡，有一友人，此君为足下会榜之年侄，可力任其难。……大约凭此君之能事，可撰出佳文二千言，字字皆能得力”。“执鞭之士，系寿州产，靖节为北固山中人。彼中大率目异而纲同，故虽间有龃龉，终归于好也。”[81]

此外，国会还试图向湖北发展势力，通过派往扬州之人了解到，“本店伙计黄小琴，渠在宜昌，情形最熟，愿办宜、荆一带下交事宜”，希望“本店再派伙计一人到鄂，与渠会同办理”。据说“小琴人极有肝胆，此次尤忠愤填膺，寝食不安，又兼将门之子，其先公旧部颇多，又久于襄鄂，实是本店一得力伙计也，不可不重用之”。[82]汪康年等采纳这一建议，与黄小琴取得了联系。

事实表明，汪康年一派决非仅以清议为变政手段。而且，至少在办事人看来，上述活动都应通过容闳、严复两位正副会长。扬州方面负责人要求派人驻镇江，即称：“此事乞与正副会长一商之。”与黄小琴联络，也说：“惟必须本店正副管事知道，派渠专干此事。”[83]则其作为应视为国会的组织行动，而不是其中某些派系的举措。

第四节　自立会

汪康年等人联络民间势力武力变政，并非一时愤激冲动之举。早在1895年对日战败后，汪康年、夏曾佑、胡惟志等就决心破党会禁令，继明末遗风，仿泰西新法，结合士林正业，创立中国公会，联络举国人心志气，兼利天下谋裨国是。并力反文武士商暌隔之弊，接纳武侠商贾入会。[84]1897年德国占据胶州湾，黄中慧建议汪康年“纠合山东豪杰倡举义党，以与德抗”。戊戌后，矛头转向顽固政府。

汪康年对章炳麟“无兵枋者之不能变政”的见解及其称赞孙中山“不瓜分不足以恢复”之说“可谓卓识”[85]上的评语颇有同感。与汪康年熟识的吴桐林投入刘永福营中，招募散勇，“所遇各处有肝胆有血气之人不少，与渠辈相交，时时勉以信义，将来若有变故，渠辈咸大有可为。昨得台北义士来函，欲为中国洗耻。桐急驰函令其勿轻动，勿妄为，且劝渠等善留身体，以为保华之用”。他函告汪康年，拟借团练保甲名目组织保华会，求人心合一，设学堂练兵，又格外筹款，多买好枪炮，实施操练，“一旦有变，方足以备一战”。[86]

汪康年东游归来，又计划作湘中之行，“尽心察访彼间一切新政，纲举目张，天下之望，颇欲以此为汉河内、晋建业”[87]。正气会成立后，唐才常等计划一面派人率海贼赴京刺杀西太后，逐尽顽固亲贵大臣，一面发动长江会党举义于南京、武昌，进而号令天下。对于正气会的组织决策和行动，汪康年一派不仅参与了解，而且实际介入。周善培回四川后即加紧运动会党，“日日求通”而“力不能通之”，他函告汪康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