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保皇会的勤王谋略（第5/21页）

李鸿章北上的消息传出，保皇会在广东举事的顾忌大为减轻。“李去，广东各事自较易办。”[46]6月20日，康有为指示欧榘甲等：“前书条理稍异，可与诸子竭力图粤事。”广东方面仍由梁炳光统大局，林玉、版筑、三品等伏兵于广州近郊的狮岭或曹涌，假清军刘永福旗号，奔袭劫城，并一度有调驻广州湾的陈翼亭部奔袭省城的动议。

不惜动用广西一路的勤王正军，反映出康有为有过弃桂图粤的念头。但同时他又表示：“若仍用前议图湘、桂，则汝偕翼行可也。”[47]集中一路变成两地并举，相机行事。这时海外华侨捐款既多，历时又久，对保皇会迟迟不举啧有烦言。康有为迫于压力，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令各路人马迅速发动。其“总以速为主，然又不可因我催而乱来也”[48]1900年6月27日的两可指令，让各路统领进退两难。

取粤的最终目标是北上勤王，6月下旬，康有为函示徐勤等人：“若布置停妥，则并力西向，较为长策。”[49]广东“有刚统大局，有版、品、林诸人，或可以守，则羽异往西亦极稳”[50]。视取粤为巩固后防，袭桂才是勤王进取。

7月18日李鸿章北上后，保皇会更加偏重取粤，并进一步制订出具体计划：挑选精勇选锋分队入城埋伏，首先袭夺水师舰船，以舰炮轰击城池；于观音山五层楼及各城门遍插预先制作的清军旗帜灯笼，布为全城兵变疑阵，趁乱夺城；然后“挟德寿出示遍谕勤王”[51]，传檄州县，夺饷械，募款项，练精兵，安商旅，设民政局，照会各国领事。可是康有为还在犹豫不决。他指示办事人：“此刻专注东省（以李去之故），若得手，则取其军械、财富，天下不足定。倘度不能得手，则切勿发也，必聚全力于西省，直趋湖南。”“或全力取东，或全力趋西，此间不能遥断。或两粤并举。”“务求一发必中，便宜办理，不拘一说，避实击虚。”[52]

与此同时，唐才常电催康有为还港，“预备入江入津，因外国欲救上也”[53]。康遂通电各国，探测其对于营救光绪的态度，以便相机决定“还港调度”还是随英国军舰“赴京救上”。虽然他曾经指望依赖外强保救光绪，甚至公然号召“助洋人攻团匪以救上”，但对列强仍然怀有戒意，担心一君一臣孑然在北，即使侥幸南渡，订立和约时，“既受彼厚恩，又绝无势力，只得俯首，一切惟命。是吾为安南也，是卖国自吾也，不然亦为波兰、为埃及，恐土耳其亦不可得也”。在他看来，救上的目的在于变法，而变法“非经雷霆扫荡之威，未易行也。即论救上，亦须我军威既立，能直捣京师，然后请西人从中调和，成之和议乃易。不然南还，亦必吾南中亲军已立，然后可靠。不然。则李傕、郭汜之流，可夺上而生他变耳”。[54]将保救光绪的重心由倚赖外强转到建立勤王武装之上。后来英国政府提出，以得到光绪的求救手谕为出面干预的先决条件，北上化为泡影。而还港“明购械治兵”之举，也担心刺激广州清军加强戒备，城“反难取，故不还港”[55]。

正当保皇会在两广左顾右盼之际，汉口自立军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这时保皇会用兵的重心仍在两广，梁启超赶赴自立军起义不及，在上海即表示：“也许将去两广。似乎与两广的唐景崧已经联系好了。”[56]除原定计划外，5月间，保皇会日本总部以“今日办事，不能不借外力”，指示洛杉矶分会，以矿物、铁路为报酬相诱，游说“既知兵，而且有此志”的美国人荷马李（Homer Lea）在保皇会举事时，募集美兵相助，并通知其来游时“顺道往见长者，商办一切”。[57]荷马李赶到澳门，准备召集2.5万名苦力组成军队，由美国军官率领，从澳门攻打广州。[58]康有为认为其“来助甚好”，但碍于“饷薄难供养”[59]，“我力未厚，顷难即用之，须少待耳。”[60]因而澳门总局将此方案暂时搁置。

康有为虽然声称将长江之事托付唐才常，实则主要关注取道湘鄂北上，对唐才常将注意力转向长江中下游六省不以为然，因而对后者所筹备的各项事宜并不热心。保皇会中对于联合大举方略与唐才常共鸣最多的是梁启超。他一再函告港澳总局：“伯忠在沪至为关键，此间款又尚未能接济之，如有急需，尊处想必能应手”，希望同门能够“不分畛域”。[61]由于保皇会的勤王战略以两广为重心，长江方面财政上很难分得一杯羹，考虑到“今日最急者转饷之事，而此涓滴之数，实难遍资各路”[62]，他准备孤注一掷，托人向美商大笔借贷，并分别致函康有为、唐才常和孙中山，劝各派“不可轻于一掷”，待其借款到手，再同时发动，以求必胜。但又担心“气机已逼，不可能挫其一鼓之勇，贻悔将来”，让唐才常“与诸豪随时行事”。[63]继而鉴于“我辈与贼党今日既已成短兵相接之势，想亦已待无可待”，对唐的“速发之议”亦表示“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