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雍正与外国（第6/7页）

宴席上，雍正说不久就会召见麦德乐，所有参加会见的传教士都能得到礼物。这些传教士们感到雍正的态度似乎有所好转，大家都感到很高兴。

四月份，麦德乐来到北京后，先见了北京的传教士，传教士们介绍了雍正的政策，并说雍正已基本解决了教皇信中提到的问题。麦德乐深受鼓舞，以为这个皇帝好说话，打算在受召见时提出两个要求：一、要求雍正归还各省的天主教堂；二、要求允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教。很多在中国待了许多年的传教士劝他不要这么做，一方面这跟清廷的政策背道而驰，另一方面由他提出也不合适。

麦德乐不听劝告，雍正召见他那天，他果然提出了这两个要求。本来大家都很高兴，他这一说，雍正脸色马上转阴，当场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

当天雍正就发表讲话：“中国有中国的教，西洋有西洋的教，西洋的教没有必要在中国流传，就好像中国的教没有必要在西洋流传一样……”

传教士们听到雍正的讲话后，纷纷指责麦德乐，法国传教士宋君荣对此作了记载：“这就是麦德乐先生不听从我们劝告的结果，他的贸然行动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之后，麦德乐先生非常后悔，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如何跟皇帝打交道了。”

不久，麦德乐就坐船回欧洲了。但是他却让在华的传教士们日子更难过了，六月初一，雍正召集了在京的所有传教士，并对他们发表了一通讲话，法国传教士宋君荣记录了这次讲话，内容摘录如下：

朕允许你们留在京城和广州，允许你们在京城和广州之间往返，允许你们和欧洲通信，你们还不知足吗？难道你们不知道很多人控告你们吗？朕知道你们人不坏，如果你们碰到一个比朕修养差的君主，恐怕早就赶你们出境了。麦德乐居然让朕给你们发执照，以便让朕知道你们中哪些人是好人（合法的），哪些人是坏人（非法的），朕不想这么做，因为朕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不管怎么说，朕不需要传教士，如果朕派和尚到你们欧洲去，你们的国王也不会允许的。

汉明帝任用印度僧人，唐太宗器重西藏喇嘛，这两个人都受到了世人的憎恨。皇考让你们在各省建立教堂，也有损声誉。朕曾竭力反对皇考这么做。朕怎么能允许有损先皇声誉的教堂存在？朕怎么能帮助你们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的教义？喇嘛教最接近你们的教，而儒家跟你们的教相去最远。你们错了，你们不过二十来人，却企图攻击其他一切教义。要知道你们自认为好的品质，在中国人身上也有，中国各种教派身上荒唐的东西你们也有。你们称天为天主，其实是一码事。和我们一样，你们有十诫，这是好的，可是你们却有一个成为人的神，还有什么永恒的受难和幸福——还有比这种神话更荒唐的吗？

……

难道我们满洲人祭祀用的竿子不是跟你们的十字架一样荒唐吗？在儒生、喇嘛、和尚当中，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理解他们的教义，你们也是这样的。大多数欧洲人夸夸其谈什么天主啊、天堂啊、地狱啊，其实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有谁真的见过他说的那些东西？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不过是欺骗小民的？以后你们要经常来朕这里，朕得好好开导你们。

雍正对于宗教的认识，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深刻的，在讲话中，他阐明了对天主教的态度。禁止但不敌视，能够理解但对中国毫无用处，不过一种宗教一旦生根，就很难禁掉了。十年，在广州发现十五所秘密的天主教堂，传教士中中国人比西洋人还多，教徒有一万两千多人。

恰克图条约

中俄自从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两国渡过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俄两国没有矛盾和冲突，军事上的冲突没有，但是在边界问题和通商问题上有许多不同意见。

在彼得大帝时期，沙俄实行扩张政策，屡次对外征战，军费高昂导致国库空虚。所以，沙俄急需和中国通商来赚钱。在康熙三十七年到康熙五十六年间，俄国官方和中国进行了十次贸易，每次俄国商队都超过了规定的二百人，有时甚至达到八百人。然而，沙俄就像一条贪婪的鲨鱼，一方面和中国通商，另一方面还寻思着蚕食中国土地，尤其对喀尔喀蒙古地区蚕食得特别严重。

除此之外，沙俄还经常引诱中国边民，教唆他们叛逃。沙俄种种不法的行为激起了康熙的愤怒，五十七年，康熙禁止俄国商队入境。

俄国是典型的欺软怕硬型国家，康熙一强硬，他们就软化。康熙五十八年，俄国派遣特使伊兹马伊洛夫出使中国，缓和中俄矛盾。伊兹马伊洛夫说好话后，康熙同意了俄国的通商请求。可惜，后来的事实证明，沙俄说好话不做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