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烧的岁月（第2/5页）

第一条对于“交皇粮”已经习惯了数千年的中国农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虽然新中国的农业税比“十一而税”的税率要高很多，但是相对于地主的50%以上的地租来说已经好很多了。

但是，对于国家来说，仅靠农业税来完成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太不够了，必须还要实现农民余粮的商品化。于是就必须要实现第二条，然而问题就出在第二条。当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满足之后（或通过自己购买解决或通过互助组解决），他们不再有把粮食商品化的需求，越是出现灾荒，市场越是缺粮，农民越是屯粮。

如何才能把农民的粮食从农民手里挖出来？这是一个让领导头疼的问题。

粮食涨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又会遇到另一个问题：“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595

怎么办？

统购统销，采用“强制”手段从农民那里低价收购粮食，低价卖给城市人口。这是一个危险的决定，因为它将引发农民的不满，它无疑是对农民的剥夺，但是不这么搞，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就无法顺利进行下去，各项经济指标也难以按期完成，“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国家的长远的利益，只有牺牲农民现实的利益。

1953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陈云跟毛主席吹风，“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596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从此，中国开始了统购统销的年代。

统购统销有两大特点：第一就是计划性。国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农业产出量综合制定统购比例。正因为统购要最大程度保证工业发展的需要，所以统购比例总是保持在最大的限度里，也正因为如此，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就处于半饥半饱状态。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表述，“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么，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597

统购统销

整个统购统销时期，国家总共从农民手里攫取了多少财富？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数字。凌志军在《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1989-1997）中认为，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三十年间，政府从农村拿走了大约6000亿人民币；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前瞻》一书认为：1952-1986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拿走5823.74亿元；陈吉元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一书说，1951-1978年，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形式，政府从农民手里拿走了5100亿元。即便以较少的5100亿计算，也将近是7个“一五”计划的投资量，有人说中国工业化建设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夺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并非夸大其词。

统购统销的第二大特点就是强迫性。统购不是自愿的，而是定额的，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而基层为了完成征收任务，常常动用过激的征收方式。1954年，华南分局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就专门汇报了这种强迫的普遍性：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绑了八九个人，竟将合作社的生产队长捆起来，由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称粮食，不卖的将当场绑起（绑了2人）。将用部分粮食去喂鸭子的一个中农拿来斗争，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全乡没收了3户）；高要县第9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该区依坑乡搜屋36户，10区东围乡封了一个富农的屋，竟将1位老太太也封在屋内，以致上吊自杀。群众反映“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厉害”。598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的一篇《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写道：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

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自己没有支配权，被政府全被掠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就站在河边哭”，“被剥夺”的感觉严重打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1954年，许多地区“牛羊上市量骤增”，“且有许多母牛、乳牛、小羊、小猪、仔猪价格也随着下跌”，“大批牲口有行无市冲击市场”，“有些地区还发生宰杀耕畜现象”，“甚至有的农民因政府禁止宰杀耕畜就故意先砸断驴腿，再要求杀驴”，甚至“台山县有1农户将刚生下的10个小猪全部弄死。”599牲畜被大量出卖和屠杀，使耕畜数量大大减少，无疑是对农村生产力的极大破坏。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生产力暴动”。除了“生产力暴动”外，偶尔出现的“抢粮”也表达了人们对这种征粮制度的不满。1957年5月12日至18日，山东惠民地区的利津、广饶两县，连续发生群众抢粮13起，涉及两个县的3个区、8个乡和37个村，参加抢粮的群众约有4800余人，共抢去粮食92000余斤，而抢粮的原因“主要是群众缺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