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庆明： 早期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第7/10页）

钱学森很重视爆炸力学研究。他既是力学所所长，又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就让首都机械厂专门设了一个车间，让我们到那里去做火箭喷管的成形试验，把研究出来的规律告诉该厂的工程师们。我们先做巴掌大的小模型，然后根据量纲分析原理和模型律，试着将其放大十倍、几十倍。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回到所里做了两三年的研究工作，我们做出了丰硕的成果：阐明了爆炸成形机理，给出了模型律。测试组的范良藻等研制出微秒计时仪，用于成形过程的测量，并发现了成形过程中的二次加载现象。载荷组内，我和刘良吉等研制出测量冲量的压力盒，并和第九研究室的李筱卿等合作，研制出国内第一个测量水下爆炸压力的仪器（至今还在无锡水动力学中心等单位使用）；研究给出符合爆速和爆压的炸药爆炸产物的状态方程，并配合成形组推进成形机理的研究。材料组的赵士达、高举贤等研究了高速变形后材料的疲劳和腐蚀性能。成形组的郑哲敏提出了以空化的出现和消失为核心的爆炸成形过程的二次加载的机理；提出了惯性模的新工艺。在郑哲敏等指导下，成形组的成员杨振声、孙同坤、邵丙璜、陆毓均和测试组的赵双陆等进行了系统的模型实验，总结提出了爆炸成形的几何相似律和能量律。有了上述基础，我们最终和首都机械厂合作，运用成形机理和模型律，研制成功大而薄、形状复杂、精度要求高，一般工艺难以加工的火箭喷管。

钱学森很高兴，决定在当时北京最好的宾馆——友谊宾馆——组织召开由中国力学学会与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联合举办的爆炸成形学术报告会，向大家系统地介绍力学所在爆炸成形模型律、成形机理、成形工艺等方面的成果。他还在会议总结时提出，现在出现了一门新的学科——爆炸力学。它是力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研究爆炸波的传播规律及其效应和应用。力学不仅要为工程设计服务，还要为工艺服务。

熊：是哪一年开的会？

谈：1963年。北京航空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刚开始不相信可以对爆炸成形的机理进行理论分析，但他看了我们提供给爆炸成形学术报告会的研究报告，并得知首都机械厂的工程师就是运用了力学所的成形机理和模型律而做出了合格产品后，改变了看法。

熊：这是不是意味着爆炸力学诞生于1963年？

谈：在此之前，钱学森已提出“爆炸力学”的概念。1960年，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爆破专业改名爆炸力学专业。1958年进校的第一批学生念完两年的基础课，进入三年级。担任教研室主任的郑哲敏先生为爆炸力学专业制订了课程设置，开设了专业基础课。由解伯民讲“爆炸力学”；王礼立讲“应力波”；我讲“流体力学”和“水下爆炸”。1962年，第二研究室的骨干分别指导了该专业四年级全部学生的毕业论文。

应该说，1961年至1964年是我们做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也是我们所爆炸力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时期。那段时间，国家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广州会议，反思“大跃进”的教训，政治干扰很少；而张劲夫等科学院领导也强调“出成果，出人才”，让研究人员安心和专心投入研究工作。在郑哲敏先生的统筹安排和指导下，我们全面展开文献调查，建立了材料性质实验室、测试实验室和怀柔爆炸基地，形成了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制度。为适应研究工作的发展进程，形成了良好的攻关协作，室内各组间做到良好的协调，所内与第九研究室合作，院内与计算技术研究所协作，院外则与首都机械厂建立了协作关系。

然而，好景不长，1964年，国家又开始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了，知识分子被再度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研究工作再次受到政治运动的严重干扰。专家要听支部书记的话，所长要服从党委书记的领导，否则就是“反党”。材料性质组的副组长王礼立因“政治审查不合格”，被调离力学所，该组的研究实力遭到严重削弱。我被调去承担“爆破堆山技术的研究”的新任务，爆炸载荷组遭解散。我曾经专门找当时掌实权的党支部书记说，载荷组已经研制和建立了必要的测量手段，正在设计和装备光测装置，数值模拟也有了一定的经验，为今后研究水下爆炸现象做了必要的准备。我可以服从组织调度去做爆破研究，但是不要解散这个可以很好为民用和军用技术服务的研究水下爆炸的小组。书记回答说，组织上会很好安排的——不久，就解散了这个组。其后果是，直到今天，我国有关的国防科学研究仍属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