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升迁调补（第5/5页）

在士兵的补充方面，中国近代的兵源一向为募兵，至1936年起始推行征兵制。[115]抗战爆发后，亟需补充大量兵员，乃采用征募并行制，如1939年至1940年9月，共募集志愿兵近80营，各省又陆续将监犯35 000余名调服军役，[116]有些将领自行于家乡招募士兵，如杨森战前曾在四川广安家乡练兵三年，邻近县份经其训练的子弟，先后不下七八百万人。因此，抗战期间杨森不论抗战至何地，需要多少兵员，只要拍一电报返乡，地方上即会约齐人数，送至前方。农村子弟在征兵制度下，与其被征召至不熟悉的部队，尚不如自动投效杨森的部队。因此响应者日益踊跃，甚至在家乡自行做好军服，自己垫付旅费，至前方投奔杨部。[117]不过主要的兵源仍为征兵。计自1937年抗战初起，至1945年胜利之日止，全国实征募壮丁人数，共为14 049 024人。[118]学者刘馥曾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军事人力动员的情况，结果发现中国的动员率（mobilization index，指平均每年动员人数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仅有0.4%，而日本为1.3%，英国为1.4%，美国为2.4%，俄国为3.0%，德国为3.8%。[119]

战时中国不仅在军事人力动员的程度上，比不上其他国家，征兵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又曾发生许多的困难和流弊，[120]其原因在于实施征兵所需的各项基本条件，在此时的中国社会并未具备，不能与征兵政策相配合。其中最重要者如下：第一，户口行政不发达，以致影响壮丁调查工作，不仅无法取得有关人民的性别、年龄、疾病、职业、教育程度等资料，以为起、转、停、除、缓、免、禁役之参考，且无从分析各地人口组合，以作为分配名额的标准。第二，地方基层干部欠健全，对于兵役法令奉行不力，办理役政时，或为宗族姻亲情感所锢蔽而不肯征，或被豪强凶焰所慑而不敢征，或收权贵贿赂而不愿征，影响征兵成效甚巨。第三，国民所得普遍低，奉召入伍后待遇又不良，家庭生计顿时无法维持，使得一般民众视当兵为畏途。第四，国民知识水准不够，社会上仍流行“好男不当兵”的观念，对于征兵制度的真谛并不明了，往往规避兵役。[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