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策（第7/7页）

不出所料，这封奏疏依旧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除了陈子龙以外，同为科道言官的吏科给事中章正宸也对时局忧心忡忡。七月初二，章正宸在上疏中直言：“今日江左形势，视晋、宋为更难，当事者泄泄偷息，处堂自娱”，文臣忙着捞财，武将忙着私斗，到处都是一片暮气沉沉，乌烟瘴气。

章正宸认为，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进取不锐，则守御必不坚），弘光朝廷应该迅速发兵北上，与山东、河南、河北的官神“齐心协力，互为声援”。

但是，章正宸的正义之言不仅不被采纳，反而遭到马士英等实权派的忌恨，将他由言官改任大理寺丞，“实夺其言路”，章正宸愤而辞官。

八月十八日，陈子龙再次上疏：

“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复旧物。陛下入国门再旬矣，人情泄沓，无异升平之时，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下，臣诚不知所终矣！其始皆起于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几百政令皆因循遵养，臣甚为之寒心也。”

次月，心灰意冷的陈子龙带着对弘光朝廷的无比失望，黯然去职。

弘光元年（1645年）二月，吏科右给事中陈燕翼在奏疏中写道：

“今奴、贼相持，胜负未决，中国之利正在此时，行间将、吏，不闻一筹一策，用间用奇，而但知张口向内添官索饷。”

对于一个政权而言，最大的危险不是愤青太多，而是愤青们深感多说无益，没有愤的激情了。

在陈子龙等人看来，弘光政权已经无可救药，失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当然，这个时间不是由阎王决定的，而是由清廷决定的。

摸清了弘光政权的底牌，所谓的“和议”破产后，北京的多尔衮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磨刀霍霍向猪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