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飘浮的神灵（第18/50页）

山东农民对德国人占领自己的土地有着压抑不住的愤慨。德国军队的到来使在这里传教的德国传教士们顿时有了一种“翻身”的感觉，原来偷偷摸摸干的事情，现在可以公开干了。“巨野教案”的起因就是这个县里的21名传教士都参与了搜刮民财的行动，并且有的传教士还“奸污妇女”，但是，德国军队来了，不但没有追究传教士的责任，反而逼迫帝国政府处理了几个地方官员，把几个中国农民的脑袋砍了挂起来示众。没有什么比异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横行更让中国人感到屈辱的了，一个汉字都不认识的帝国农民却懂得“亡国”这两个字的意思。他们在走村串户的说书人和戏班子那里知道了不少种族、国家、政权、君臣和百姓在对抗异族入侵时发生的悲伤而壮烈的故事，无论是“岳母刺字”还是“十二寡妇征西”，在这些帝国农民惟一能够获得的关于“失地”、“正义”和“邪恶”的历史教育中，最蒙昧的农民都会想像到亡国后的景象，只要他能听得懂瞎子艺人吱扭扭的胡琴声和土台子上脸谱后面发出的呜呀呀的吟唱。义和团杀洋人，在相当意义上是受这种想像的刺激。

对此，帝国官员御史刘家模说道：“方今天下强邻虎视，中土已成积弱之势，人心激愤久矣。每言及中东（中华帝国和东洋日本）一役，莫不怆然泪下，是以拳民倡议，先得人和，争为投钱输粟。倡始山东，盛于直隶，现传及各省。”（《文史知识》2000年第9期，总字231期，中华书局，第12页。0

一旦帝国的农民真的要“举事”了，外国传教士和教民们立即就没有了任何招架之力，只有等待被宰割的命运。而那些跟随军舰进入帝国领土的外国官兵们，也只能缩在据点里，因为他们的数量和呐喊着的帝国农民相比，犹如狂风里的一粒沙土。

义和团团员们把他们要“灭”的人分为三等：洋人传教士，被称为“大毛子”；教民，被称为“二毛子”；同情或者有同情嫌疑的人，被称为“三毛子”。这三者只要被义和团遇到便“杀无赦”。

义和团杀人，和初期的随便抢掠不大一样——“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的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和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但是，普通的帝国农民，杀起人来如此厉害，没有观念上的支持是绝对做不出的——“其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戮之惨，较之凌迟处死为尤甚。”（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载《义和团》。）杀洋人，灭洋教，帝国的农民们认为自己是“神”，洋人和教民是“鬼”，这是一场“神鬼之战”——杀人的和被杀的双方都已经被帝国的农民“非人化”了。

“灭”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最激烈处，不是发生在正战斗着的京津地区，而是发生在山西省，其原因很简单：在山东因为偏袒义和团而被免职的毓贤因为“突出的爱国情绪”而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了。这位帝国大员对其下属言：“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鉴帅，其一我也。”（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0页。再见许指严《十叶野闻》。）“鉴帅”即李秉衡，张汝梅任山东巡抚时的前任巡抚。张汝梅调职后，毓贤接任。毓贤到山西上任后，义和团很快就跟到了山西。毓贤就任山西巡抚的时间是1900年4月19日。他上任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原本没有义和团的山西省内的城镇乡村里就出现了义和团的揭帖。遭受严重旱灾的山西省有大量的义和团“资源”，成千上万因为饥饿而奄奄一息的农民随着义和团的到来而突然振奋起来。

第一起袭击教民的事件发生在洪洞县的范村，义和团袭击了一个姓苏的教民家，抢走了苏家的全部财产，然后把抢来的财产分给了围观的群众。接着，平阳府的教堂被烧毁。毓贤命令太原的铸造工匠精造大批钢刀，刀上刻上“毓”字，连同烧饼一起分发给饥民。他和义和团的首领有个“分成约定”：得到教堂、传教士和教民的财产之后，十分之三赏赐给有功之人，十分之三平均分配给义和团弟兄，剩下的是毓贤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