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的话（第15/15页）

从7月中旬到8月中旬，科尔塞勒与托克维尔待在一起。7月底，博蒙夫妇加入了这个小集体。在托克维尔组建的智囊团中，只有一个成员没有到来——路易斯·德·凯尔戈莱，托克维尔毫不犹豫地称他为师父。[152]

1838年1月，在鲍吉，托克维尔再次检查了关于荣誉的章节。在3月和4月，他致力于解决关于中央集权和军队的问题，并开始筹备本书的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在5月15日，科尔塞勒和安培阅读了关于革命的那个章节。在7月、8月和9月，最后几章终于成形。关于中央集权和平等观念的最后两个章节在长度和效果上都有所增加。唯一剩下的事情就是修改关于美国人的哲学方法的章节和关于总体观念的章节。

1838年10月19日，托克维尔给博蒙写信：“我亲爱的朋友，我刚刚写下了我的作品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字。”[153]

整本书的修订工作占据了随后整整一年。凯尔戈莱在托克维尔［庄园］待了大半个秋天，来帮助作者修改他的作品的第一部分。托克维尔烧掉了他不满意的内容。

1839年1月，托克维尔给夏多布里昂朗读了他的部分手稿，但他对博蒙承认他不认为自己能够在3月之前完成整本书的修订。修订工作持续到11月中旬，直到托克维尔带着他的手稿的复制件回到巴黎——为了让博蒙和凯尔戈莱最后一次阅读并认可它。

托克维尔曾跟他的通信者谈论过一本关于“美国风俗”的书。吸引托克维尔的标题是：“平等对人类的思想和感情产生的影响”。这本书出现于1840年4月，然而，其与1835年那本书同名。

第二部分并不像第一卷面世时那样伴随着一致的赞美。《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分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较弱的叙述性，公众还没准备好阅读这样一部这么长这么雄心勃勃的哲学著作。在《观察家》中，关于这方面的评论反映了此观点。[154]

《亨特商业杂志》指出：“根据我们的深思熟虑的判断，在已经出现的关于我们的共和国的作品中，它是最具有独创性、最全面、最深刻的专著。”[155]著名的《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认为《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分不值得前者给予无条件的认可，并补充道：“它是一个理论化上层建筑，没有任何基础支撑它。”[156]

虽然有很多好评——特别是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的评价必须被指出[157]——但是同样的意见在英国报刊中几乎无处不在：“这么重要的性情很难被理论化”[158]，或者是：“也许这种概括事实的方法有时扯得太远了”。[159]这一判断似乎是明确的。托克维尔的同代人似乎倾向于接受《民主理念》，他们能够理解其作者提供的内容。《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的出现得到了将近70份评述，而第二卷得到的数量几乎只有前者的一半。

在出版后的几个月中，托克维尔甚少写作，可以说他完全没有提到他的作品。当他在1839年3月2日当选为议员之后，他打算更关心他的新职责。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接受作者的条件更不符合我的喜好，”他在1839年给罗耶·科勒德写信解释：

那与我的方法大相径庭——我的方法是观察在这样的生活中有什么是可取的。因此在完成这本书之后，无论它的命运如何，我坚决希望我能够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了公众而写作，除非它自己在非常重要和非常自然的时刻呈现出来，而这是不可能的。严格来说，我下这样的决心不仅是为了把自己与其他作者区分开，而且因为某种骄傲使我相信自己无法再找到如此重大的主题，因此，重新提笔会令我鄙视自己。[160]

这样的时机在1852年之前没有出现。1852年，在托克维尔极力反对的一个人上台之后，他被迫放弃一切政治活动；为了让法国人回想起那些能够给他们带来自由的事件，托克维尔决定再次提笔。那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创作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