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161]（第27/31页）

[226]II，第840页，注解v。

“在世界上，我最不了解的生物就是我自己。对我而言，我一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有非常冷静的头脑，理性的甚至称得上是精明的内心；与之比邻的是能够完全控制我的思想感情的激烈情感，它没有说服我、控制我的意志，而是放任我的理智自由发展。”于1831年10月18日写给尤金·斯托菲尔斯的信。（OCB，V，第422页）

[227]于1836年11月19日写给米尔的信。（OC，VI，第一册，第314页）

[228]II，第840页。

[229]《旧制度与大革命》（OC，II，第一册，第306页）。我们可以这么说，托克维尔害怕民主主义人士转变成小启蒙运动者。

[230]而且，中间期的一个过分简单化的哲学特性是想要用一个原则解释一切，而这一点具体体现在民主主义历史学家的宿命论理论原则和行政集权之中。

简单的政治方法是人性弱点的产物。托克维尔希望人类能够结合大量方法达到最终目的。对他而言，美不在于方法的简单性，而在于其复杂性，这无非是在模仿上帝——他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因子和环境，“伟大而完美的想法不在于凭借单一的方法完成大量事情，而在于创造各种不同的有助于完美地完成一件事情的方法”。（II，第740页，注解d）

“中央集权化并不是高度文明的标志。它既不处于文明的起点也不处于文明的终点，而是大体位于文明的中间。”（II，第799页，注解e）统一的观点适合于中间状态。帕斯卡尔和多样性统一的呼应是非常明确的。

[231]II，第1 150页，注解x。

[232]此观点在针对知识分子在革命期间的重要地位做出的解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已经出现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参阅II，第727页，注解b）

[233]法国大革命创造了一个容易传播的独立的思想体系。托克维尔指出“在所有独特的民族之上，它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分子国家，所有国家的人都能够成为它的公民”。《旧制度与大革命》（OC，II，第一册，第87页）。他还声称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宗教革命，因为它像宗教那样开创了一个可以不加区别地适用于所有人、所有民族的主体学说，因为它像所有宗教那样抽象地看待人类以及人类的一般政治权利及义务。（同上，第88页）

[234]“因此，民主不仅使每个人忘记他的祖先，它也使他隐藏于后代的视线之外并使他与同时代人相分离；它不断指引他回到独自一人，并最终可能将他完全困在其内心的荒僻之地。”（II，第884页）

[235]II，第701页。

[236]II，第718页。

[237]因此，美国社会取决于英国的知识水平。其在形成期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民主政治不具备以下必要的社会变革成分：新思想的产物。

[238]II，第768页。特别是中产阶级：“≠美国就像是英国的中产阶级的一部分≠”II，第767页，注解f。也可参阅II，第805页，注解j。

[239]因此，在美国的例子中，贵族阶级和民主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出现在普遍原则的层面上——一个我们将恢复的机制。托克维尔需要借用英国来解释美国模式如何将民主原则与贵族原则结合起来。

[240]II，第786至787页，注解p。

[241]II，第769页，注解g。我们在这里也注意到，帕斯卡尔并不遥远。

[242]II，第772页。

[243]在思想的世界中，宗教和哲学（权威/自由）之间的竞争是与贵族/民主相对立的变体。（参阅II，第711页，注解b）

[244]II，第724页，注解s。

[245]“人类需要武断地相信一大堆事物，只有这样他才有时间讨论其他一些事情。这种权威在贵族主义时期主要被称为宗教。它在民主主义时期可能被命名为多数派，或者是共同意见。”（III，第720页，注解p）

[246]III，第745页。

[247]“在几个世纪的热情中，人类有时会抛弃他们的宗教，但是他们挣脱它的枷锁只是为了屈服于另一个宗教的枷锁。信仰的对象发生了改变，信仰本身没有消亡。”（I，第485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托克维尔害怕的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有朝一日将会变成一种崇拜。

[248]II，第721页，注解r。

宗教是一种位于人性之前［无法辨认的词语］的权威，但它是由一个人或者一个阶级向其他所有人类证明的，后者服从于它。共同意见是一种不位于人性之前的权威，其由一般人类个体行使。

这两种权威的来源有所不同，但它们的效果如出一辙。共同意见，就像宗教那样，提供现成的信念并使人们摆脱难以承受的义务，从而能够自行决定一切。这些信念原本被讨论过，但它们不再被讨论，它们通过一种压力渗透到每个人的思想中。（II，第720页，注解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