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 我印象里的日本（第3/5页）

日本工商业应战时各国需要，又填补各国平时市场，生产骤增，获利无算。社会上新添不少资本家暴发户，财无处用；这些暴发户生活奢侈，举动若狂。我和膺白在欧洲看见各国在战后生活之苦，不论战败的德奥人民饱暖为难，即战胜的英法亦家家寒酸。接到在日本一个朋友信说“成金举止若狂，一夕吃五百元一客的饭”；“成金”系日语暴发户。此种豪奢举动不但大违日本向来勤俭之风，为有识者所侧目，金钱万能还影响日本政治。到后来，各国工商业渐渐恢复，这些新兴的资本家市场减少，寻求市场与保持已得势力之心愈切，他们本身亦成问题。

明治维新是西方技术制度与东方道德精神的结合品。日本是圣君贤相的领导政治，多于人民代表的政党政治。日本当时有两大政党——政友会和民政党——他们代表资本家的色彩重。资本家生活引起社会厌恶，于是政党亦不受重视。后来政友会做了军阀工具，与侵略中国大有关的田中义一，即以大将而为政友会总裁而组阁的。政党徘徊在军阀财阀间，后来被所谓少壮军人一脚踢在旁边。

苏联革命以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学说流传日本，学术界与知识青年亦有“左”倾思想，不像从前之单纯国家观念可以克服一切。

日本是通国皆兵制，除特别免役，男子无不当兵，大部兵源在农村。他们面对着矛盾，以他们生命换得的国家光荣，为另一部人所享受，所恶用。因工商业特殊发展之故，财富集于都市，人口亦向都市集中，农村甚形困苦。他们心下不平，很易听少壮军人指使。

日本虽同英国一样——君主立宪，皇室不问政；然日本天皇系半神半人，平日不问政是超人之故，国有大事则仍决于天皇御前会议。直到其政变时止，日本是元老政治。元老是维新以来一脉相承的重臣，已退休而负重望，为一般人所知晓，天皇所信任。元老平日住在与实际行政有若干距离的乡庄，身虽闲散，心以国家大事为常课，左右有各种问题的专家，他自己对国际及本国过去未来的事能密切注意。他的门生故吏满天下，但不利用为个人利害。元老要做到“宁静致远”，亦须保持“淡泊明志”。国家养成了这种人，在要紧时征求其对问题的智慧和公正意见。不是崇德报功，亦非优游林下，更不可作土豪劣绅。这种元老要靠本身，亦要有机会，要靠社会容许他能公正，是可遇不可求。在最后一个元老西园寺公望以前，日本的政治一直有赖于元老的贡献。即使平常更换一次内阁，旧内阁向天皇递辞呈，报上立刻见到元老奉召入京，天皇听取他的意见后，他立刻离京回家，不再逗留。

这种家长制度——重臣制度，维持日本政治的安定和维新的完成，使国家有充裕时间提高社会各方面的水准，在日本是成功的。吾人在中国书上见到的政治修养和社会憧憬，在散漫辽阔的中国未生效力，在日本是实现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有大转变，日本亦然。日本原来的政治重心动摇，而新的重心还未诞生。海陆军人是日本建国柱石，靠他们，日本扬威武于世界。日本海陆军出自两个藩族系统：陆军由“长藩”，海军由“萨藩”；虽然各由一个系统包办，却不像我们的割据把持，贩私运土；他们有不可摇的中心信仰——天皇和国家。日本天皇是万世一系，故天皇与国家不可分。日本军人虽不结党营私，但他们有强烈的功名心，他们的功名心亦与他们的国家观念不可分。原有的忠君爱国观念，加上对政治现状不满而欲刷新，和个人强烈的功名心；这三件事骨子里暗含有极右的国权主义，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因和主力。日本国民性向来能服从，尤其军人所受军事教育，故其法西斯运动虽以佐官阶级的少壮军人为中心，必须推戴较高地位之领袖以号召，而执行其政策与办法。他们的政策——初只是空洞的“刷新政治”。他们的办法——内则“发动政变”，外则“实行侵略”，以武力造成他们所想望的事实。推出来的领袖不给他们满意，立刻挥之使去，另戴他人，故日本法西斯有无数立功酿祸的人，而始终没有坚强的领导人。他们与德国、意大利不同，没有希特勒或墨索里尼；他们是从下而上的。这些被推戴被利用的一时领袖，只有替他们支持政局，替他们在国际圆诳，替他们将既成事实合法化，替他们将错误作为功劳。佐官阶级的人在很短时期都成大将。野心的人借法西斯以自重，平凡者不敢开罪。内阁、政治家被刺者踵相接，莫敢谁何。

在日本从有纪律的“建国热”到无拘束的“侵略狂”，首当其冲者是我中国。自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是蓄意要报复的。他们的军备物资，准备不止一个战场的作战。日本亦有不少自由思想的人，亦有比较在世界大处着想而同情中国的人，但到他们为自己立国生存，则不论朝野文武，没有不思向外扩展，到这分际，将不惜阻碍中国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