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 滞京一年（第3/7页）

膺白在天泰山住到冯氏全家往张家口，一日清晨主人到客人门口辞行，客人反而送主人走。这是膺白第一次在本国的山居生活，从此他对山发生更多情意，山亦屡次给他无言的慰藉。在北京时，我们租住香山的玉华山庄，回南方后，我们差不多以莫干山为家。

这时最不幸的一件事是中山先生北来中途即病，是一不治之症，国家正需要他，而延年乏术。国民军之起，事先与南方无接洽，事后欢迎中山先生北来，不但中山先生，所有革命同志均欢迎。这个意思膺白和冯焕章、胡笠僧、孙禹行都一致相同，三军如此，摄阁亦然，电请李协和先生参加摄阁是李晓垣先生向膺白提议的。

膺白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他不赞成以人为中心，以宗旨为教条。吾人受圣庙教育千年，不能尽量发挥个人天赋之本能，已大违孔子“自强不息”“举一反三”真义，岂可民国之民而先入为主，强以相从。他不以革命为换一朝代，主张相忍为治，以成绩博取民意。他始终爱护国民党，然与国民党以外的人亦多为友，尊重各人对国家的意见，他甚至希望中国暂时不要有党。

他对联俄、容共和党都怀疑，但那时若叫他投票举一治理中国的元首，他定投中山先生的票。中山先生是对建设中国有抱负，对国际有认识的人。我们同情中山先生颠沛数十年，年事日高，未尝一日能施展其抱负的情怀，亦了解其视国事日非的焦急。民国以来，论事务，膺白是较与克强先生接近的，然对中山先生的理想和眼光，深表敬意。民国七八年之际，膺白几次到上海印书，每次必到莫利爱路拜访中山先生。民八（一九一九）的除夕，中山先生知膺白一人在旅馆，邀他到寓度岁，席间有沈剑侯（定一）君与膺白辩论，几至争执，饭后中山先生请到书房看他的著作，以改变话题。后来有吴承斋君传说，此日膺白走后，中山先生曾对同志言：膺白到北方出于他的指示，又说：膺白还是个革命党。这实是十分的好意，而膺白对吴承斋说：他的住处和工作是自己选择的。

民九（一九二〇）以后我们出国，民十一（一九二二）回来即到北京，没有再到南方，无缘再见中山先生。西南的情形和联俄、容共、改组国民党一段经过，膺白都不熟悉。他总觉得以中山先生这么一个爱国者，如果给他顺手一点，有个机会如意稍展其抱负，在他自己负责时，有疏忽处可能提防得早，改正得快些顺些，并且拉回一批党内意志游移的分子和爱国的青年来。这个责任后来交给蒋先生就难得多了。在这一线希望之际，中山先生突然去世，不仅是中山先生的大不幸，真是国家的大不幸。我这话似乎事后言之容易，稍为盱衡当时大势的人应有同感的。民十四（一九二五）上海五卅惨案后，章太炎先生来信以中山先生之反对他国之以不平等遇我者，为人心之所同，原函如下：

膺白我兄同志：改革以来倏逾半岁，时局犹昔而外患又起。昨者彭凌霄来，快睹手书，并及厚贶，因知北方近状。中山扩大民族主义，联及赤俄，引为同族……，惟反对他国之不以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沪汉变起，全国愤慨，此非赤化所能鼓吹。斯时固当专言外交，暂停内哄。大抵专对英人，勿牵他国，专论沪汉，推开广州（两政府本不相涉），则交涉可以胜利。但恐当局借交涉为延寿之术，国民军恃交涉为缓兵之策，惟以延长时日为务，此则但有消极主张而不有积极为国家计，则牺牲数十命，耗弃千万钱，皆付之虚牝矣。闻兄不肯就外交委员，为人格计，固应如是，但此次交涉，匹夫有责，督促政府，仍宜尽力，骑虎之势，无法苟全也。属书两纸，此种高丽笺想是中国仿造，不甚吃墨，为书一纸，并以旧书宣纸屏幅相饷，其语亦正与君合也。章炳麟顿首（十四年七月三日）。

膺白曾在民十三年（一九二四）的夏应《申报》六十周纪念征文，自己选个题目曰：“中俄划界问题刍议”，文中表列中国历次失给俄国的土地，面积大得惊人，都是巧取豪夺，中国人应与理论交还的东西。这篇文章在《申报》登出，当时反应甚少。

五卅惨案专对英国，膺白的主张与太炎先生相同。其复太炎信曰“不图鄙怀，竟符高见”；但他为国民军辩护曰“缓兵之策，或不至斯，语非左袒”；对外交他是始终努力谋举国一致的。当时向冯进说者，均主电慰学生，派代表往商办法，膺白亦以为然，但云勿招东北之忌，必请其联名电沪，方较妥善；这是一个例子。

在这一段期间膺白发见了与章氏的戚谊。他与太炎先生相识已久，从未谈及家世。我家与章夫人母家略带些亲，但章家一向以为膺白是杭州人。一次，膺白忽然想起有个祖姑母嫁余杭章氏，在信尾加了几句：“弟原籍松江，曾祖竹西公长女适余杭章鉴，不知系君家何人？”很快接到回信，鉴字避讳作〇，言系其祖父，并举出好几个表叔行名字皆膺白的父伯辈，问膺白是何人之后。且言：“原委既明，从今以表兄弟相称。”是一件家事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