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 归国（第2/6页）

我在将到上海之前，与仲勋舅暗打招呼，行李勿放一起，登陆时勿相顾。他供职北京农商部，我不欲累他。我穿着西装而归，下船时一脚夫为我提皮箱，我见一辆黄包车即坐上，不讲价，挥手叫走。脚夫要我加钱，我在皮包掏出一把角子都给了他，我先所付已经逾量，他实在有点欺生，我不觉说出一句“便宜你”，他恍然曰：“原来是本地人。”我的皮箱很小，搁在车上，一路到北四川路求志里张岳军嫂处，住在她家，受她母亲马老伯母的招待。

父亲得讯，由性仁陪侍到沪看我。本来我赶得上母亲开吊之期，其时反对帝制之势日甚，防范益严，父亲怕我回里不便，婉转使我明白，勿去嘉兴，他允我事毕搬沪同住。母亲吊期，父亲把性元送沪，使我感觉不仅是我一人未尽礼。接着膺白的大哥二哥都到沪。使我最感动的，我的大姨母——我母亲惟一同胞姊姊，向来不大出门，亦到上海看我。大姨母亦是我的寄母，我称她“好伯”。我有几家寄父母，都是至亲好友。亦曾寄名给观音菩萨，去上过一次幡，还在祖母在世时。有人同我讨论过“寄名”，嘉兴人称“过房”的由来，我只想出三点原因：伦常更加满足；社交减少拘束；和生肖相生相宜的迷信。我寄名给一个堂房舅母和我的七舅，都在他们病时。给观音菩萨大概在我自己病时。我的“好伯”是我出世后第一个寄母，适桐乡沈氏。我幼时代母亲写信，母亲口述“请姊禀明堂上，买棹来禾，盘桓数日”等话，然望眼欲穿，除开外祖家有事，好伯总不来。我母亲之死，她闻讯立着无言软倒于地。这次的来，她自比母亲以慰我，亦以见我而自慰，真是难得之事，非常之情。

上海的一般人都胆小。受二次革命影响，逃亡在外而不习惯久居的商人，有的经过担保或自首方式，而回沪蛰居。七浦路周寄母家人多，仆从口杂，我去信告知，而自己没有去。忠心的老徐妈，同吾家周老妈妈一样，看见后一代的人长大起来，愿在夜间来接我，直到寄母房内，我不愿如此。我由美国动身时，膺白等候到期的一笔款，以为已在途中，我到沪接他电告款仍未到。我甚急，请仲勋舅访周家寄父，我立刻需要汇美国的钱。次日一早，寄父送钱到张家，叫包车夫替我雇好车，到外滩花旗银行。嘱咐我这日是星期六，上海洋商银行开半日，我若赶到用电汇，美国还只星期五，膺白在本周内可以收到。他平常上午不出门，出门坐汽车，这日为怕汽车夫认识我，大清早坐包车冒风而来。我赶到银行及时电汇出美金八百元，这情形亦至今难以忘记。

膺白已向克强先生借旅费，信到费城，克强先生立刻如数寄款给他，我的电汇到，他先还一半而动身。临行通知邮局信件统转费城，托李晓垣先生有挂号信请拆看，汇票兑还克强先生。两个多月后接晓垣先生函言，只有一封挂号信，依言拆看，是我给膺白报告旅程推测时局的信，甚长，他说：“即与克公同看。”膺白与晓垣先生后来交益厚，我亦入了共同朋友之列。本章后面附影克强先生亲笔一封信，信尾带着有我的一句，是在看过我家信之后，惜晓垣先生的信已不存，亦不记得当年批评我那封家信的话了。

膺白和熙文坐一条载重不到六千吨的货船，大寒天走北太平洋，白令海峡。风最大时，一日舵索急断，船身侧至三十度，幸而修好，然货物已倾倒一边，船侧身而行到横滨。这时云南已经起义护国，先我而离美的石醉六先生为护国第一军蔡松坡将军的参谋长。李协和先生为护国第二军总司令，与滇督唐蓂赓（继尧）都是丈夫团分子。我到长崎晤膺白，膺白决定赴港换船入滇，我无异议而回沪。

我第一次回沪时，未曾出访膺白的朋友。先住岳军嫂处，后来父亲搬家至沪，住在爱尔近路春晖里，我搬与父亲及两妹一弟住在一起。父亲十分关心时事，痛恶袁氏叛国和捧场的一批读书人。他愈关心时事，而愈嘱咐我行动小心，我几次试探膺白是否该回来，他总踌躇不放心。

从长崎回来，我问到了由日本及南洋回沪几个朋友的地址，开始去访问他们。当时与革命有关的人都住法租界，法租界比较对革命党宽松而同情，不像公共租界的袒袁。殷铸甫先生家住宝昌路（后改霞飞路）协平里，他从东京回来主持《中华新报》，我第一去访他，他给我报馆所有的新闻消息，极力主张膺白回上海，比到西南有效。他是浙江温州人，国会议员，与浙江文人较熟。举事要靠武人，而武人并不胆大，尤顾虑利害。我又到渔阳里访彭凌霄先生，他虽是江西人，但有个朋友夏钟伯（尚声）是浙江人，正在奔走浙江的事。还有嘉兴人徐忍茹等都在活动，都在焦灼。见我，众口同声要我电止膺白入滇，而即返沪。我估量形势，浙江倘能早日明示护国态度，则足以震动长江流域，缩短战祸而促袁之早亡。膺白于此，若可尽一臂之力，则不虚此归。遂将详情报告他，他复电即日返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