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到天津读书（第2/4页）

沅叔先生看我在他面前写详细的三代履历，我虽然没有准备，而且是第一次写履历，我记得我父亲所写格式。父亲以我嗣祖父母为父母，而称祖父母为本生父母，故我的履历里亦写有祖父母和本生祖父母二项，一切我照着所见过的规矩。沅叔先生看了我的报名单，叫我准备同船到天津，他说在天津还要招生四十名，并向外祖父说，考得好将不拘年纪，否则送我到“高等”；天津另外有个叫高等学堂的，亦是他所主持，若是保送，亦可免费。我就是如此意外的随众登程，来不及再回家，外祖父打电报给我母亲预备行李；我的行李三件——一只箱子，一只网篮，一个铺盖——是由戴生昌轮船送出。动身之前，同学见我穿着长衫，笑问是否招有男生，我急自将长衫剪去半截，过膝短褂，勉强符合当时的女学生装。

我们浩浩荡荡员生四十余人，在光绪卅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夏末秋初，分乘招商局新裕、新济两轮先后出发。所住俱是房舱，每二人同一室，有上下两层板床，各用自带铺盖。我和姨母同室，她睡下层，我睡上层，二人都晕船呕吐不已。在上层甚不便，我搬睡地板，铺一席已无隙地，旁置面盆一备吐，茶壶一供止渴。开着舱门，略通空气，姨母时刻叫小心茶壶面盆，怕我倒翻。我素有晕船晕轿之病，坐海船此系初次，房舱颇不洁净，更为不惯。离家时一股勇气，中途已想起家来，暗自流泪，惟不肯告人示弱。舟抵烟台，始能起身，小贩上来兜售水果，均价廉物美，苹果、葡萄、梨，鲜美为家乡所少有。出门至此，已是北地风光，传说中北方生活之苦，存有戒心，不想天产之佳，气为之振。江浙同学均不能国语，仅周道如曾客他乡，胡佩芝（永瑞）是安徽人能说官话，大家恃为护符；官话即普通国语。当时我们旅行最苦的一件事要自倒马桶，用铺盖索结住桶柄，向海一抛；这工作在风浪摇摆中，姨母和别的年长同学合作，怕我失足，不让我做。若干年后，始知船上有大餐间设备最好，还有官舱亦比房舱为洁净，当时只知有统舱，比我们还要不如。我们虽有若干不便，但全舱尽是同学，一星期朝夕相共，家庭和个性都已熟识。后来在校，出入相照料，疾病相扶持，人人感觉第一期同学间感情特厚。我们到天津的一天，在紫竹林码头登陆，天只小雨，霎时大雨倾盆，抵校水已没膝，候行李下午始到。自晨过午，大家忍着湿，天津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天津本一滨海卫所，自通商辟埠，增加地理上重要性，地方日趋繁盛，其繁盛仅次于上海。与上海有不同点，上海的繁盛向租界附丽，天津则与租界抗衡。租界刺激了社会有心人，乘北洋大臣项城袁世凯权位之隆，在其治下，一时兴教育、办实业，为全国各地之冠。天津的警政亦有名，治安可靠。吾人于历史对项城有不可恕的地方，然他这段在北洋总督任内所办的新政，是不能抹煞的。其间有一位热心而“为而不有”的严范孙（修）先生——那时我还不知其事——是与这些新政的举办大有关系。他是项城所敬重的一个朋友，家住天津故城，后来人们纪念他，称他所住的街为严翰林胡同。他的严氏家塾即后来的南开大学，他与别处提倡地方事业的人不同，只鼓励和成就别人做，而自己不居。

我们的女师亦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校址在天津河北区，是中国人自营的新住宅区，马路电灯自来水俱全。路以经纬分，用《千字文》句依次为名，女师所在的第一条横马路即名天纬路。这个学校名义上的倡办人是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其任内入学的人，他都视作学生，实际筹备而主持者是傅沅叔先生。傅先生是四川江安县人，一位少年翰林，办学时还不过三十几岁。他开办初期的目标，要速成一百名小学教员，分向北京、天津、上海三处招生。那时读书的女子甚少，读过新书的更少，二十岁而尚未成家的少之尤少，不得不借才异地，躬自远道招生，登报招收女生，在当时尚属创见。后来北京、天津、保定三处，有不少江浙籍的女教师，于南北人情生活习惯的沟通，颇有贡献，不能不说由于他的远见和勇气。一部分地方上狭窄人士，以为用北方的经费，培植异乡的人，亦有持异议者。傅先生之后，校长都为本省人，学校名称，亦由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改为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又改为河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最后扩充为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我是北洋女师时学生，毕业时，北洋大臣已非袁世凯而是杨士骧了。傅先生在我们一班毕业后，升任直隶提学使。张之洞为学部尚书，办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请他兼任校长，故京津两地最早女学生都是沅叔先生弟子，而京女师教职员中，已有我速成的同学在内了。